這個家族是「稿紙糊成」的…活著的人有見證權利,母親走後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想把故事說下去

這個家族是「稿紙糊成」的…活著的人有見證權利,母親走後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想把故事說下去

爸爸朱西甯曾想像自己有個故鄉在山東臨朐,朱天文、朱天心姊妹至今仍念著恩師胡蘭成的禮樂江山。

時代變得好快,世人記得什麼?忘了什麼?

姊妹倆透過筆,記錄下她們欲妥善存放的記憶。

和老子的壯烈而死相比,兒子走得既荒涼也沒脾氣。他們都死在雪天,但一個死得孤冷,一個死得燙辣⋯⋯。

 

作家白先勇說,《鐵漿》這篇短篇小說是朱西甯筆下的佼佼者。作家寫的年代是清末,彼時,鐵道慢慢蓋進山東某野。

 

孟、沈兩家世代為官槽鹽爭個沒完,勝負看的是誰更有血性,兩家當家分別將尖刀刺進腿肚子,鬥了平手,又各剁三指,仍沒輸贏。最後,姓孟的索性把滾熱鐵漿灌到嘴裡,焦死卻掙到槽鹽。可幾年後鐵道通了,火車運鹽,孟家沒落。又十數年,孟家兒子落寞死在白冷冷的冬天。

 

「未來」總像那鐵鑄的火車,拔山倒樹一直來,有些氣血、歷史、和一些荒蒼老靈魂,就默默湮滅在其中了⋯⋯。但朱西甯和兩個作家女兒朱天文、朱天心,對那些被記得的、被遺忘的事,都珍而重之。

 

朱家三姊妹天文、天心、天衣最近好不容易又從台北辛亥路那間老宅子,走到了公眾面前。「文壇朱家」總是如雷貫耳,從一九四九年到二○二二年,從朱西甯、劉慕沙到天文、天衣、天心和夫婿唐諾,再到第三代謝海盟,每個世代每個人都在寫作,這個家族是「稿紙糊成」的家,有人乾脆就把朱門稱作「文壇」。

 

早在十年前,「他們在島嶼寫作」團隊就希望為朱家拍攝紀錄片,但她們總拒絕,朱天心:「我們有自尊心,不想讓生活暴露在別人前頭。」她希望有在百貨公司打三折的花車裡挑衣服、亂晃的自由。

 

「活著的人還是有見證的權利」

母親走後,她們決心自己說自己的事

 

直到一七年,母親劉慕沙去世了,雙魚座的朱天心本來就善感,她都不明白,自己六十歲的人,怎麼還感覺變成個孤兒。母親走了,朱家姊妹必須把故事講下去了,她們總算認真考慮拍紀錄片。就像朱天文正在寫的新書《一個人的叛事》,朱家姊妹還不想被時代馴服,必須留下些什麼,就像朱天文說:「往事並不如煙。」

 

 

「我們還活著耶,但大家已經開始想把這一頁快速翻過去,掃到歷史垃圾堆。」朱天文穿著她中式斜襟盤扣繡花背心,將頭髮編成了辮子任其垂肩,「我想,活著的人還是有見證的權利。」她文字如巫,模樣像仕女,但言談總能讓人感到決絕。

 

早些時候,天心也凝神道:「我們知情不說,就別怪別人不知道。」她記得世紀初她剛得了個小說獎,記者上前提出二問,一問:「妳當初為何會搬來台灣住?」二問:「妳第一次寫作就得獎,心情如何?」但她在台灣出生,更是在台獲獎無數的作家。她睜著圓圓的大眼睛,從那裡頭能感覺到一點傷感的成分,「台灣現在去脈絡化,缺少了歷史感⋯⋯。」

 

今年兩部紀錄片:朱天文電影導演處女作《願未央》,和李俊穎執導的《我記得》將上映。朱天文在《願未央》裡:「心無二念地拍父母。」《我記得》的鏡頭則對準天文、天心姊妹。兩部紀錄片既像是朱家的家庭錄影帶,又像是姊妹對亡父、對原鄉、對昔日不斷對話的歷程。

 

一九四九年,朱西甯跟著國民黨來台,當年從中國來台的外省人,是被連根拔起的一代。隔著海峽,隨著時間,家鄉和根都慢慢變成追憶片段,成了神話般的故事。就像朱西甯說他來自山東臨朐,但其實他這輩子從未踏上臨朐。

 

「父親的祖母,常跟他說臨胊的事,但到他父母那代,家族其實已遷到江蘇宿遷。」朱天文說。朱家姊妹對祖上舊日的認識像鄉野傳奇,「我父親的爺爺是基督徒,騎著毛驢在山東傳教。」朱天心說,山東農民這輩子沒聽過基督教,朱家祖先便融合孔孟教義宣教。然而這不容於「正統」教會,「他被當成異端,只好帶著妻小一路南遷,在宿遷歇腳打水,一地主看他像隻大牯牛,請他幫忙,他就留下來了。」

 

姊妹倆為了拍《願未央》,前些年到宿遷長時間取材,朱天文自己也不斷重新讀朱西甯的著作,踏尋父親來時路。

 

山東臨朐是朱西甯的懷鄉想像,他早期寫《鐵漿》、《狼》,寫的也是中國鄉土,作品更一度被定位為「反共懷鄉文學」。但朱西甯顯然不是甘於被鄉愁綁架的狂信者,即使他書寫想像裡的山東,朱西甯的筆始終「是懷疑、批判性的。」如朱天文說:「他是個熱眼的觀察者。」

 

就像《八二三注》那部龐然巨著,朱西甯先寫了十一萬字,不滿意,全棄置,他又寫了二十七萬字,仍覺得文章太「反共」、「只見憤慨,獨缺憐憫」,第三版,朱西甯不只塑造戰爭英雄,更藉著角色凸顯了戰事的無情荒誕,在戰爭中,部隊裡還是充滿著巴赫金式的廣場狂歡,人物眾聲喧譁,他鋪張開歷史複雜的百衲被。

 

父親如是,女兒們或許也是,她們生命中,也有如臨朐般的精神原鄉。朱西甯是手不釋卷的,不過家裡藏書並非經史子集,朱家姊妹讀的書雜博,她們讀魯迅、沈從文那些包在牛皮紙裡的禁書,天文喜歡《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天心愛讀《水滸傳》、《蘿莉塔》。但是姊妹十九、二十出頭歲時,遇到了胡蘭成

 

文學

(圖/目宿媒體提供)

信件

 

「那時打從心裡相信,三千士改變國家」

熱血創辦《三三》,趕不上社會變遷

 

有些人視曾侍汪精衛政權的胡為叛徒,但朱西甯知道胡蘭成是舊學大師,邀他住在家旁供養。胡也成了朱家姊妹的導師,「他像個智慧老人,」朱天文說,胡蘭成認為自己是流亡士大夫,將中國歷史、文學織錦似化作一種道德哲學觀,他把他的華學烏托邦,一股腦送給了朱家姊妹。

 

一九七七年,胡爺年輕的徒子徒孫們創立了《三三集刊》,那群「中華小兒女」滿腔熱血,家國文化被他們收進文學和情懷裡頭。朱天心當時寫的《擊壤歌》,五年內暢銷三十萬冊。「我那時打從心裡相信,有三千個士,就能改變國家。」

 

朱天文也說:「就像小鴨子的『銘記印象』,張開眼第一個見到的就會認作媽媽。」她那時已認定胡蘭成的教育,她像「李白、蘇軾先看天下事。」她更在《淡江記》風流繾綣地「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他才是我千古懷想不盡的戀人。」

 

然而胡爺去世之後,「《三三》也有路線之爭,服兵役的服兵役,謝材俊(唐諾)說要繼續讀書,我和天心被找去寫電視劇《守著陽光守著你》。」朱天文說:「在《三三》,我們大話說盡,這是『一杯看劍氣』,我們各幹各的,這是『二杯生分別』,『三杯上馬去』,抱持這個心境分道揚鑣。」一別後,未來還是一直來。台灣的政治、社會在一九八○年代後巨變,經濟起飛、總統民選,統獨之爭,小兒女對禮樂江山的鄉愁,也成了歷史餘燼。

 

朱天心寫《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時,她已不是《擊壤歌》裡青春的少女,就像中研院院士王德威說的,她筆下的「老靈魂」們開始「心亂如麻」。寫到《古都》、《三十三年夢》,她更直截了當地用「雄辯體」,直述對世界的觀點。

 

有些人認為,台灣人都必須要「認同」台灣,朱天心沒有不認同,但她討厭被問愛不愛國,「是資本家還是工人的國?」她問:「愛國不應該是個美德。我們已經可以主導自己國家,為什麼依然還是在問愛不愛、認不認同?」

 

朱天心只不過想寫下她在意難忘的東西。她說年輕寫作,多半寫蛋糕上最甜美的櫻桃,但「我想還一些人、一些事公道,所以值得、不值得寫的都要寫出來。」在她記憶中,眷村的兄弟們、逝去的地景,過往的認同、胡蘭成的詩書天下,都已不是櫻桃,而是被遺漏的殘夢了。

 

「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該有的樣子」

作家用異鄉人視角,述說當代記憶

 

朱家文壇廣結善緣,但現在,好些朋友也離朱家而去了。「孤獨又怎麼樣。我想保持理念,不被磨損。」朱天心說:「士大夫這個名字好像髒了,我現在會說,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該有的樣子。」她血性執著地續說著「我方的記憶」。

 

朱天文的文字與妹妹不同,她的創作看起來沒那麼熱切豐滿,但她冷眼深刻如百科全書般的書寫方式,從文字的歧路中,漫散出廢墟與世紀末頹廢戀物的寓言,從《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到《巫言》,世界在她筆下快速翻新,她卻也讓所有時興快速過氣。

 

「作家就是『異鄉人』,我們用異鄉人的眼睛看著當代。」她不像朱天心與世界爭論得如此激昂,但朱天文拾荒般不分貴賤地寫著「懷疑」這個主題。「我見過美好的事物,見過大人物,也經歷過某個相信的世代。說失落,好像也沒錯⋯⋯。」

 

時代是個大漩渦,把人們的信念、價值、和不怎麼可靠所謂的歷史,都捲了進去,而故鄉到底在哪?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探親,朱西甯第一次回到宿遷。「他都說老家,但在那邊,他早上不能沒報紙,那邊沒報看,那邊有的報,又怎麼能看?」朱天文說:「一趟探親之旅,讓他知道自己家鄉在台灣。」父母走了以後,埋骨在這,他們在島嶼上生活,而生活的地方,無論是否有惱人雜音,都是故鄉。

 

紀錄片中,朱西甯的未完遺作《華太平家傳》貫穿全片。彼時朱西甯病了,他向他的基督禱告,希望老天再給他活十年。「讓他寫下這本夢土之書,這是他送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朱天文說。

 

書中,朱西甯還是寫中國,但內容已脫離現世,那是他腦裡的「應然世界」,人們「活在節氣、自然之中。」那不是現存的世界,「它不在彼,不在此」,朱天文說:「是在他語言的故鄉中。」未來不會停下輪子,它像鐵鑄火車駛了過來,不停歇不可逆。但書寫,就像朱天文說的,讓「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了,書寫者的文學共和國就是「文學公民」的原鄉。

 

朱家姊妹繼續在島嶼寫作、過生活。訪問尾聲,朱天心、朱天衣剛剛去吃了點東西,又回來找朱天文。「好鹹,都是味素!」朱天衣講起剛吃的食物,朱天文淡笑著,將桌上沒櫻桃的蛋糕,打包外帶,姊妹仨一起走下了樓⋯⋯,回家去。

 

朱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