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歡的阿姨是小蓮阿姨，她八十幾歲時告訴我，她這輩子適應新事物（噴射機、太空旅行、塑膠等）向來不太困難，卻很難適應老東西的消失。她有時候會說：「馬兒都跑到哪裡去了？」在一八九二年的倫敦出生的她，小時候常常看到馬車和馬匹。
我自己也有類似的感受。
幾年前，我跟姪女莉姿走在米爾巷，離我小時候在倫敦長大的房子不遠。我在一座鐵路橋停下來，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在橋上的欄杆俯身前傾。我看著一輛輛電動和柴油火車駛過，過了幾分鐘，莉姿不耐煩地問：「你在等什麼呀？」我說我在等蒸汽火車。她看著我，彷彿我瘋了。
她說：「奧立佛叔叔，蒸汽火車已經停駛四十年以上了。」
對於某些新事物，我並不像我阿姨適應得那麼好，或許是因為科技進展帶來的社會變遷實在太快、太大了。我無法習慣看見街上的人們盯著手上的小盒子或把小盒子拿在自己的臉前方，漫不經心地走在車流之中，跟周遭環境毫無連結。
最令我震驚的是那些分心的年輕父母，他們會一邊牽著小孩或推著嬰兒車，一邊盯著手機，完全忽視自己的寶寶。這些孩子得不到父母的關注，肯定覺得受到冷落，這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將來一定會顯現出來。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在他二〇〇七年的小說《鬼魂退場》(Exit Ghost)寫到，對一個離開紐約隱居十年的作家而言，這座城市出現了巨大變化。他被迫聽到四面八方傳來的手機對話，忍不住心想：「過去這十年來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大家突然有這麼多話好說、這麼多急迫的事情一定要馬上說出口？……我不認為有人能夠相信，醒來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在一邊走路一邊講電話，這樣還叫做人生。」
這些小裝置在二〇〇七年已經如此不祥，現在更是讓我們生活在比那時候還密集、還令人投入、還去人類化的虛擬現實之中。
每一天，我都必須面對老舊文明習慣的完全消失。
社交生活、街坊生活、對周遭人事物的留意，這些現象大抵上都消失了，或至少，在大城市是如此，因為絕大多數的城市人現在幾乎是毫不間斷地黏在手機或其他裝置上，吱吱喳喳、傳訊息、玩遊戲，愈來愈轉向各種虛擬現實。
今天，所有一切都可能公諸於世：你的想法、照片、一舉一動、購買紀錄。在這個不斷使用社群媒體的世界，人們沒有隱私，似乎也不怎麼渴望隱私，每分每秒都必須拿著裝置不放。困在這個虛擬世界裡的人永遠不會是獨自一人，永遠無法靜靜地用自己的方式專注和體察。
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們放棄了文明的舒適與成就，包括享受孤獨與休閒、做自己，以及全神貫注思索一件藝術作品、一個科學理論、一次夕陽西下或所愛之人的臉龐的經驗。
幾年前我受邀參加一場座談會，主題是「二十一世紀的資訊與溝通」。其中一位與談人是網路先驅，他驕傲地說自己的女兒年紀輕輕就每天上網十二個小時，獲取了前一輩人不可能得到的資訊廣度和範疇。
我問他，她有沒有讀過珍‧奧斯丁的小說或任何一本經典著作，他說：「沒有，她沒有時間讀那些東西。」我說，那麼她可能對人類本質或社會沒有任何真正的了解，並表示她的腦袋雖然塞滿各種廣泛的資訊，但是那跟知識不一樣，她的心智一定既淺薄又沒有中心。半數觀眾發出喝采，半數觀眾發出噓聲。
值得注意的是，E‧M‧佛斯特(E. M. Forster)在一九〇九年的短篇故事〈機器停止了〉(The Machine Stops)便設想過很類似的情境。在故事中，他想像人類未來會住在地底下一個個獨立的小房間裡，從來沒見過彼此，只透過聲音和影像裝置互相溝通。
這個世界不鼓勵原創思維和直接觀察，人們被教導要「小心一手觀點！」「那個機器」提供了一切的舒適、滿足了所有的需要—跟人類接觸的需求除外。有一個年輕人庫諾透過類似Skype的軟體跟母親通話，哀求說：「我希望不經由機器看見妳，我希望不經由那令人厭煩的機器跟妳說話。」
他對投入忙亂、無意義生活的母親說：「我們喪失了空間感……我們喪失了部分的自我……妳難道看不出來……我們正在消亡，那裡唯一真正活著的東西是那臺機器？」
我對我們這個著魔沉迷的社會，也愈來愈常有這種感覺。
當一個人生命的盡頭愈來愈近，他或許可以這麼安慰自己：生命會延續下去，就算他自己不會，至少他的下一代或他創造出來的東西會。雖然他無法再對自己的肉體抱持希望，任何肉體死亡後也不可能有「靈魂」繼續存在（對不相信靈魂的人來說），至少他可以在這方面投注希望。
然而，如果這個人像我現在一樣，感覺養育自己、自己曾經付出最好一切的那個文化最後竟受到威脅，或許就會認為創造、貢獻、影響他人是不夠的。
雖然我有朋友、世界各地的讀者、這輩子的回憶以及寫作帶來的喜悅給我的支持與動力，但是我跟許多人一樣非常擔憂這個世界的幸福，甚至存活。
知識界和道德界最高層級的人物也表達了這樣的擔憂。身為皇家天文學家、同時也是皇家學會前會長的馬丁‧里斯(Martin Rees)並不是一個會杞人憂天的人，但他卻在二〇〇三年出版了一本書《終點：科學家警告本世紀的恐怖活動、錯誤和環境災難將威脅人類的未來》(Our Final Hour: A Scientist's Warning—How Terror, Error,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Threaten Humankind's Future in This Century)。
再近期一點，教宗方濟各出版相當了不起的淵博著作《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深刻探討了人類引起的氣候變遷現象、普遍的生態浩劫、窮人的迫切狀態、消費主義日漸嚴重的威脅，以及科技的濫用。傳統的戰爭現在還加入種族滅絕、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規模前所未見，有時還會刻意破壞人類遺產，摧毀歷史文化本身。
這些當然令我擔憂，但卻與我有些距離。我更憂心的是，意義和親密交流正以難以察覺的方式普遍消失在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中。
我十八歲時第一次讀到休謨的著作，對他一七三八年出版的《人性論》(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所描繪的未來感到相當驚恐。他在書中寫到，人類「不過就是由各種不同的感知組合而成，這些感知以難以想像的速度接連出現，永遠不斷在變動」。
身為神經科醫師，我看過許多病患因大腦記憶系統被破壞而出現失憶的狀況，忍不住覺得，這些人喪失了任何過去與未來感，被困在轉瞬即逝、不斷變化的混亂感知之中，某種程度上已經從人類變成休謨所描述的那種生物。
我只要走到我所居住的社區西村的街道，就能找到數以千計這樣的休謨生物，他們大多是從小在社群媒體時代長大的年輕人，完全沒有經歷過以前的一切，沒有抵抗數位生活誘惑的免疫力。我們現在看見的、給自己帶來的，就好比規模極其巨大的神經系統崩壞事件。
雖然如此，我依然斗膽地希望，人類及其豐富的文化無論如何還是能夠存活下來，儘管是在備受蹂躪的地球上。有人認為藝術是文化的砥柱、是人類的共同記憶，但是我認為思想深厚、成就和潛力都讓人清楚感受到的科學也同等重要。
好的科學比以往都還要蓬勃發展，只是由於需要不斷進行自我檢測和實驗，因此前進的速度十分緩慢謹慎。雖然我非常崇敬文字、藝術和音樂，但是在我看來，唯有科學搭配道德、常識、遠見以及對窮苦之人的關懷，這個世界才有擺脫當前困境的希望。
教宗方濟各的教宗通諭便明確表達出這點，而這不只可以透過集權化的龐大技術實踐，也能仰賴世界村的工人、匠人和農人來完成。我們絕對可以攜手合作，把這個世界從當前的危機之中拯救出來，抵達前方更快樂的將來。我正在面對自己即將離世的事實，必須如此相信—相信人類和地球會存活下去，相信生命會繼續，相信這不會是我們的終點。
(本文摘自《初戀和最後的故事：關於大腦、生命和愛，奧立佛．薩克斯的記憶之書》，三民出版，奧立佛．薩克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