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項要素會以零到十分的量表評分，再計算出人口加權的平均分數，調查結果需要長期追蹤並且與其他接受調查的國家比較。
考量到上述的衡量標準，丹麥與其他富裕且福利完善的北歐小國連年名列前茅，如瑞典、挪威、瑞士與荷蘭，其實並不令人意外。
話雖如此，這些指標無法解釋為何丹麥幾乎總是有優於鄰國的表現，儘管這些國家具備同等的社會意識、民主和富裕程度。
為了揭開丹麥人幸福的祕密，幸福研究學會決定自行展開研究。最終發表的報告《快樂丹麥人》，彙整了針對一萬名丹麥人的調查結果，其中受訪者所回答的問題都和《世界幸福報告》採用的指標有關。
調查結果相當耐人尋味。以信任感為例，原來丹麥人不只信任政府，也信任彼此。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於朋友和陌生人皆持同等的信任感，這可是創下了世界紀錄。
雖然我在造訪哥本哈根期間沒有遇到高聲唱歌的丹麥人，卻注意到不少丹麥人互信的證據：家長把嬰兒車上睡著的孩子留在商店和咖啡店外面，自行車也沒有特別上鎖。
報告的編寫者認為，信任感之所以能夠提升丹麥的幸福程度，主要有兩大原因。
首先，信任感可以讓生活在實務面上更輕鬆。例如臨時要去郵局辦事時，把嬰兒車暫時停在街上，絕對會比勉強把推車擠進旋轉門容易得多。
其次，信任感也會讓人覺得其他國民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因而感到放心。報告也指出：「從信任他人中得到快樂，還有認為身邊的人都對自己待以善意，都是非常難得的，這也是丹麥人感到幸福的原因之一。」
追求幸福是眾人共識
有關GDP的問題，也比最初預料的更值得深究。
毫無疑問，富有國家肯定會比貧窮國家更快樂。《快樂丹麥人》和規模更大的《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等多個調查都顯示，個人的家戶所得層級每往上升一級，幸福程度也會隨之增加 。
話雖如此，儘管丹麥和其他前五名國家都極為富裕，排名更低者也不乏同樣富有的國家。
例如，美國目前排名第13，而且英國人及美國人的幸福程度從1950年代起就停止成長，即便兩國的經濟狀況在此期間都大幅躍升。
背後可能有兩項原因，一是人類的基本需求獲得滿足後，社交關係的品質會對幸福程度產生更明顯的影響。
《快樂丹麥人》在文中引用丹麥保險公司「Danica Pensions」的幸福調查，其中的資料顯示，對自身人際關係最滿意的受訪者，在幸福量表的平均得分為8.4，而感到最不滿意的受訪者平均得分為4.5，兩者相差四分；然而最低與最高收入的兩組受訪者在幸福量表上的差異僅有0.5。
第二項原因則是不平等，《快樂丹麥人》從「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衡量36個國家的生活滿意度等等指標）取得OECD的統計資料，發現當人注意到重大及制度層面的差異，如生活狀態、社會地位、性別與種族的不同，會對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
丹麥完善的社會福利避免了貧富差距擴大，根據幸福調查的結果，丹麥收入較低的族群，比任何一個國家的低收入族群都要快樂。
而不快樂的人數相對稀少，就是丹麥一向在幸福排行榜上大放異彩的主因。正如華威大學經濟學教授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Oswald）所言：「丹麥是善於防範極端不幸的國家。」
在我看來，丹麥人的不幸程度偏低和幸福程度偏高，背後的實務面原因顯然是同一回事：良好的福利制度、對他人的信任感，以及效能出色的政府與公民社會。
不過，我推測丹麥之所以在兩方面都表現出色，是因為丹麥人認知到正視幸福這項議題的同時，解決不幸的問題也是必經之路。
以丹麥人的心理健康紀錄為例，許多報導丹麥榮登全球最幸福國家的文章都提到，丹麥國內的抗憂鬱藥物使用量偏高，比OECD國家的平均值高出35%，顯示出也許該國並不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這般美好。
要探討這個領域並不容易，我也找不到丹麥心理醫療制度使用談話療法的相關數據，不過我向「幸福研究學會」執行長麥克．威肯請教抗憂鬱藥物的相關統計時。
他提出了耐人尋味的觀點：「我們在全球幸福指數上有好表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住在福利國家。而這個福利國家不僅正視心理疾病的問題，也試圖加以治療。丹麥人的自殺率偏低，而抗憂鬱藥物消費量最低的國家，卻有高自殺率。」
政府應該要認真為人民的幸福與不幸考量，這一點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都是眾人的共識。
1776年美國國父湯瑪斯．傑佛遜（ThomasJefferson）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寫下名句「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句話最早是出於英國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Locke）—他曾說：「照顧人民的生活與幸福是良好政府唯一的合理目標。」
在十八世紀的義大利，經濟學家將「公眾幸福」（pubblicafelicità）視為新學科的箴言。
而英國哲學家傑瑞米．邊沁（JeremyBentham）首度提出了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道德制度，核心原則是「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邊沁的思想隨後受到另一位英國哲學及政經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支持。
新世紀來臨之時，資本主義成了最大贏家，導致西方為主的國家放棄將主觀的幸福程度視為進步指標，而是改用完全客觀的衡量方式：國內生產總值。
不過，有趣的是，被稱作「自由市場經濟之父」的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選擇將著作命名為《國富論》（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書名中的「財富」（wealth）一詞源自「福利」（weal），有健康、繁榮、個人與集體幸福的含意，也許可以由此推測，亞當．斯密所指的國家財富可能不只是有形物品的價值。
幸福指數的衡量標準
在二十世紀風行的「GDP法則」潮流中也出現了一些例外，例如1968年3月18日，有望成為美國總統候的羅伯特．甘迺迪（BobbyKennedy）在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的選舉活動中發表演說。
並公開主張：「GDP無法保證下一代的健康、下一代的教育品質，或是下一代從玩樂中獲得的喜悅。GDP無法統計詩歌的美麗或婚姻的力量，也無法測量公共討論的智慧或公僕的正直⋯⋯簡單來說，GDP計算了一切，但就是沒有計算讓生命有價值的東西。」
接著，在1971年，不丹捨棄了國民生產總值，改用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衡量國家的成就。
然而直到二十一世紀邁入第二十個年頭，幸福才又再次成為社會科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最關鍵的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積極關注的議題。
2000年，共有78個國家提出幸福統計資料；2016年的《世界幸福報告》則是針對156個國家進行調查。
2010年，時任英國首相的大衛．卡麥隆宣布：「我們將會開始以不同的方式，衡量我們的國家是否進步。不只是經濟成長的幅度，還有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只是生活水準，還有生活品質。」
一年之後，三位經濟與學術界的大人物組成全國性組織「幸福行動」（Action for Happiness），致力於打造更幸福、更友愛的社會，三人分別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學教授及經濟績效中心（Centr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創辦人兼執行長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勳爵、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副校長安東尼．塞爾頓爵士以及慈善組織NESTA執行長及智庫Demos共同創辦人基歐夫．慕根（Geoff Mulgan）。
接著在2012年4月2日，首份《世界幸福報告》問世，聯合國也在紐約總部首度針對幸福與健康議題召開會議。
這場名為「健康與幸福：定義新經濟典範」（Wellbeing andHappiness: Defining a New Economic Paradigm）的會議是根據聯合國大會決議舉行，由不丹首相提案並於2011年7月達成共識，鼓勵各國促進人民幸福。
由此可證，就如《2016世界幸福報告修訂》（2016 WorldHappiness Report Update）所言：「幸福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適切指標，也該是社會政策的最終目標，已成為全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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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幸福丹麥流： HYGGE！每一天愉悅舒心的生活提案》，大好書屋出版，夏洛特．亞伯拉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