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生」的最後一筆，剛好就是「死」的第一劃，我說：「安寧療護的末端，正好就是殯葬文化的開端」，我是因為安寧療護而看見殯葬文化。由於我經常徘徊在安寧療護的終點，有時看見台灣殯葬文化的某些異狀或缺點，於是提出來探討。
猶記得民國84年8月，我奉派到臺大醫院家醫科及6A緩和醫療病房外訓一個月，聽說有個案例：就是一位接受安寧療護四全（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照顧的癌症末期病人（當初只收癌末），卻在病人死亡的時候，因為葬儀社的工作人員，把亡者抬起來放到推車上，態度卻好像在丟垃圾一般，讓在場的家屬看到都心碎，同時也讓安寧團隊前面的圓滿服務就此前功盡棄。
我民國84年9月回到慈濟醫院籌備心蓮病房，之後就經常陪伴與送行病危出院的末期病人，開始留意葬儀社（現在稱為禮儀公司）的做法，以及救護車司機等工作人員的行為舉止。就我所知，救護車公司多半和葬儀社有關。
病人只要還有救的當然是送醫院，但是沒救的病人從醫院送回家之後，就是交給葬儀社辦後事，許多葬儀社乾脆自己包辦救護車業務。
心蓮病房都是末期病人，台灣民間習俗多半在病危時，必須留一口氣趕快出院帶回家。雖然依照慣例，家屬辦好病危出院手續，只要病人一離開病房區，就不歸我們管了。臺大醫院6A緩和醫療病房教我的做法是：送擔架推車到電梯門口，然後向亡者與家屬鞠躬道別。
我負責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我決定陪病人與家屬一路從後棟三樓的心蓮病房下電梯，走到前棟一樓急診室，在醫院急診門口送行，畢竟在家送客就是送到家門口啊。
當初還有急診熟識的護理師關心地問我：「許醫師，你最近還好嗎？怎麼經常看你在送親朋好友？」其實，我就是把末期病人和家屬當成親朋好友一樣的對待，從此就成為心蓮病房的慣例：送病人最後一程。
起初發現救護車的工作人員多半態度有點粗魯，動作粗手粗腳，所以只要我在場，我會幫忙一起把病人搬到擔架車。
路途中有凹凸不平的地方（醫院前後棟的伸縮縫有突起一段），就提醒他們：這裡動作要慢一點或輕一點。因為我穿著白色的醫師袍，而且我的行為和態度，可能會讓他們誤以為末期病人是我的親朋好友，於是他們多半會稍微尊重一些。
或許葬儀社的同業之中也會口耳相傳，後來我發現似乎有潛移默化的作用，至少在我面前，他們已經自動會比較溫柔的對待末期病人。
(本文摘自《我對安寧療護的顛覆思考與經驗談》，海鴿文化，許禮安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