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個月，由於多發性骨髓瘤，接受重度醫療，後來又因中風住院，整個人難受的不得了。每個星期化療注射後，連著幾天，嘔吐及其他的身體折磨不曾停過，這我就不對讀者細說了。總之，多數時間疲憊不堪──彷彿頭腦周圍塞滿棉花，又像是在自己與世界中間籠上了一層霧紗。
我有幾個罹患乳癌的朋友，她們對抗疾病的經歷，唯有到了今天，我才算有了一些瞭解。身為乳癌病人，化療、放療、手術及支持團體全都成了她們日常的一部分。二十五年前我寫《乳房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Breast﹞，乳癌還被視為「絕症」。
時至今日，在醫師眼裡，乳癌是「慢性」病，可以治療，可以控制。對乳癌病人，我幾乎可以說是羨慕，她們一旦緩解，就可以停掉化療。多發性骨髓瘤病人一般卻要不斷治療，但也不至於頻繁地像我現在這樣每星期都要注射。我一再問自己：這樣做值得嗎？
我八十七歲了。八十七，是該瓜熟蒂落的時候了。看《舊金山紀事報》及《紐約時報》的訃聞欄，發現多數人辭世都是在八十左右或更年輕些。
在美國，死亡平均年齡是七十九。即便是日本，擁有最長壽紀錄的國家，女性的平均壽命也是八七點三二。我這一輩子，和歐文一同享有這樣的高壽及健康的大半生，為什麼現在卻要天天受罪，活在悲慘與絕望中？
簡單的答案是：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若我拒絕治療，多發性骨髓瘤只會更快要了我的命，但會很痛苦。在加州，醫師協助死亡是合法的。若我願意，在接近死亡時，也可以要求醫師輔助自殺。
但對是否應該活下去這個問題，我還有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答案。經過了這段飽受煎熬的時期，我更加發現，與我人生相連結的生命不是只有我先生和孩子而已，還有許多在我需要時不斷支持我的朋友。
這些朋友，大量留言鼓勵我，送食物，送花和盆栽來家裡。一位大學時代的老朋友，送了我一件柔軟舒適的浴袍，另外一位，為我織了一條羊毛披肩。一而再再而三地，我瞭解到，家人之外，我所擁有的何其多。最後，我明白了，一個人活著並不是只為了自己，還有別人。這個道理或許天經地義，但我卻是直到現在才充分理解。
由於我與史丹佛女性研究所的關係﹝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七年擔任所長﹞，我建立了一個女性學者與支持者的網絡，其中許多人都成為摯友。
二○○四年至二○一九年，十五年來，在帕羅奧圖的家裡及舊金山的公寓，我主持一個為灣區女性作家設立的文學沙龍，也大幅擴充了我的友誼圈子。
此外，身為前法文教授，只要力所能及，我在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也投注過時間。沒錯，我擁有令人稱羨的地位，讓我有機會建立這一類的友誼。自己或生或死，世界各地──法國、劍橋、紐約、達拉斯、夏威夷、希臘、瑞士及加州──有那麼多的朋友關心，想起來都覺得欣慰。
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四個孩子──伊娃、里德、維克多及班恩──全都住在加州，三個在灣區，老四在聖地牙哥。
過去幾個月，他們非常照顧我們的生活，白天晚上都在家裡，煮食做飯，為我們加油打氣。伊娃是醫師，為我帶來醫療用的大麻軟糖，餐前服用半粒，緩解嘔吐，也帶來胃口，效果似乎勝於任何藥物，而且沒有明顯副作用。
蕾諾兒，我們的孫女，從日本來，在矽谷一家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上班，這一年和我們住。剛來時，我幫助她適應美國生活，現在則是她在照顧我。
電腦和電視有問題，是她在幫我們處理，更為我們的伙食加添了日本料理。幾個月後，她將去西北大學念研究所，到時候我們定會非常想念她。
但最重要的還是歐文，他是我的支柱，是最善解人意的照護者──有耐心，能體諒，全心全力舒緩我的痛苦。我已經五個月沒開車，孩子們來的日子除外，買菜及煮食歐文一手包辦。
他開車送我去看醫生，陪著我度過幾個小時的注射時間。晚上，為我挑選電視節目，縱使不對他的口味，他也從頭至尾陪著看完。我寫下這些讚美，絕不是空口誇他，或讓讀者以為他簡直就是個聖人。這可都是我的親身體驗，沒有半句虛言。
我常拿自己的情況和別的病人比，他們治療時沒有摯愛的伴侶或朋友陪伴，什麼都得靠自己。最近一次，在史丹佛輸液中心坐等化療注射，旁邊的婦人就說，她獨自生活，但在基督的信仰中找到支持。
儘管沒有人陪在身邊，看病時必須自己一個人熬過來，但每次都覺得上帝就在她的左右。雖然我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卻為她感到欣慰。同樣地，朋友告訴我，她們為我禱告，也令我振奮感恩。我的朋友葳達，信巴哈伊教﹝Bahai﹞，每天為我禱告，若有上帝，她熱切的祈禱必會得到聽取。
其他朋友──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猶太教的及穆斯林──也寫訊息跟我說，他們常為我禱告。作家朋友蓋兒‧奚伊這樣寫道：「我為妳禱告，想像上帝合掌將妳捧起，妳那樣嬌小，剛好容得下。」感動得我熱淚盈眶。
但對是否應該活下去這個問題，我還有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答案。經過了這段飽受煎熬的時期，我更加發現，與我人生相連結的生命不是只有我先生和孩子而已，還有許多在我需要時不斷支持我的朋友。
這些朋友，大量留言鼓勵我，送食物，送花和盆栽來家裡。一位大學時代的老朋友，送了我一件柔軟舒適的浴袍，另外一位，為我織了一條羊毛披肩。
一而再再而三地，我瞭解到，家人之外，我所擁有的何其多。最後，我明白了，一個人活著並不是只為了自己，還有別人。這個道理或許天經地義，但我卻是直到現在才充分理解。
人生有三事極為重要。第一是仁慈。第二是仁慈。第三還是仁慈。
但願我能奉行此一格言，縱使受苦至此。
我看過許多女人勇敢面對自己的死亡及配偶的死亡。一九五四年二月，為奔父喪，我從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回到華盛頓特區，母親悲痛難抑，
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卻是：「妳一定要非常堅強。」永遠慈愛的典型，葬了丈夫二十七年，對女兒們的掛慮還是擺在第一。父親才五十四歲，在佛羅里達深海釣魚，心臟病發，突然撒手人寰。
數年之後，母親再婚。終其一生，嫁了四個丈夫，也埋了四個！活著看見孫兒女甚至曾孫兒女的誕生。
搬到加州後，跟我們住得較近，安詳過世，享壽九二又半。我總以為自己也可以活到她的年紀──但現在我知道，自己連九十都過不了。
一位知心朋友，蘇珊‧貝爾﹝Susan Bell﹞，年近九十。一生中不止一次逃過死亡的魔爪：
一九三九年，納粹入侵捷克，她伴隨母親逃往倫敦，留下父親一人，死在泰雷欽集中營﹝Terezin Concentration Camp﹞。她與父母都是受過洗的路德教徒，但納粹把她四個猶太裔祖父母的帳算到她頭上，威脅取她性命，並殺害了她的父親。
過世前幾個星期，蘇珊給了我一件珍貴的禮物──她的一把十九世紀英國銀壺。
一九九○年，我們合編《揭露人生真相》﹝Revealing Lives﹞一書，一本集自傳、傳記及性別的選集，遙想當年，我們就是靠這壺裡的茶提神。
在女性歷史的開發上，蘇珊一直走在前端，並在史丹佛克萊門研究所任專任學者，繼續這方面的研究，直至去世為止。二○一五年七月意外撒手，死於游泳池中，享年八九又半。
但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或許是戴安‧米鐸布魯克﹝Diane Middlebrook﹞，她才是我未來幾個月要學習的典範。
史丹佛英文教授，以詩人安妮‧薩克斯頓﹝Anne Sexton﹞、希薇亞‧普拉特﹝Sylvia Plath﹞及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傳記聞名於世。
黛安與我相識二十五年，結為知交，二○○七年癌症去世，英年早逝。死前沒多久，我去醫院看她，她優雅地接待歐文和我，表達她對我們的愛，親吻我們告別。我注意到，對進出病房的護理師，她總是那麼客氣有禮。安妮離開我們，才六十八歲。
還有一個人，其衰病以至死亡影響我至深，那就是著名法文學者賀涅‧季哈德﹝Rene Girard﹞。
五○年代末至六○年代初，賀涅是我在約翰‧霍普金斯的論文指導教授，但我真正親近他，卻是幾十年後他來到史丹佛，我們成為好同事、好朋友之後。連同他的夫人瑪莎，我體驗了一種新的關係，直至二○一五年他逝世。
在他的最後幾年，這種新的關係出奇地強烈，當時，由於數度中風他已經無法言語。相對不語，我坐他身邊，握著他的手，凝視他的眼睛。對我帶來給他的那幾罐手作杏仁醬，似乎百吃不厭。
最後一次我們相聚，他看到一隻北美野兔跑過窗外，興奮地用法文喊了出來：「一隻兔子！」儘管大腦的損傷已經堵塞了所有的語言，但這幾個字卻迸了出來。
當我自己中風，暫時失去說話能力，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賀涅。腦子裡有著念頭，卻無法將之轉化成言語，那種經驗還真是奇特。
對自己很快就回復了言語，沒有絲毫殘餘效應，我心懷感恩。記憶裡，講話本身就是一大樂趣。
四、五歲時，母親帶我去上演講技巧課，我們向貝蒂小姐行屈膝禮，在其他孩子及他們驕傲的母親面前朗誦詩歌。打從那時起，一生之中，私人聊天之外，公開講話也成了我的樂趣。
不料到了今天，長時間的聊天竟令我感到吃力，每有朋友來訪，不得不限定自己一個半小時。甚至講電話，時間長一點都疲累不堪。
情況絕望至此，我找各種理由提醒自己仍當心懷感恩。我還能夠說話，閱讀，回電子郵件。
在一個舒適溫暖的家裡，有那麼多可愛的人環繞著我。化學治療的劑量及頻率可望逐漸減少，我將能夠重拾一種半正常的生活，只不過此刻不作此想罷了。一如過去碰到像我這樣的人，人們都會勸說的那樣，我勉強自己接受一個臥床病人的生活，或至少是處於康復期的病人生活。
(本文摘自《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心靈工坊出版，歐文‧亞隆, 瑪莉蓮‧亞隆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