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看著橋下緩緩流過的水，一面看著七年前的自己。
二○一一年的我帶著爺爺去世的傷痛，宛如行屍走肉般行走於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迎面而來的人們臉上總帶著愉悅，但我的心卻空空的。走著走著，我來到這座橋，被突如其來的悲傷淹沒，毫無防禦能力。
從那時候開始，我花了好多年時間思索生與死的議題。
七年後，二○一八年，我又為了生死議題來到同一個地方，但目的不同。
七年前是為了忘卻死亡的陰影，七年後則是為了直視死亡。
站在橋上，我再次想起爺爺。
我感謝他，感謝他的去世所帶給我的學習、體悟與成長，感謝他幫助我建立了信念，也由於這信念，它帶著我重回舊地，去記錄他人的故事。
這一路上，他未曾遠離。
站在橋上，看著七年前的自己，我多麼希望時空能重疊。
我想對七年前的自己說：
妳得到了一份意義十分深遠的禮物，不要逃避它。
打開它，好好地檢視它，欣然地接受它，並且感謝它。
它真的太棒了。
一份特別的工作邀約
二○一七年十月，騰訊新聞的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個原定名稱叫《Tough Job》的節目（後來定名為《明天之前》），去體驗這世界最困難的工作。比方說捕鯨船的船員、西班牙鬥牛士，或是後來採訪成行的執行安樂死的死亡醫生、美國民兵……等等。
接到這個邀約，我心裡是很樂意、也很高興的。一是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二是沒想到先前我為了興趣而做的準備：學英文（我的上一本著作《50堂最療癒人心的說話練習》中敘述了原由），正好能派上用場。
簡單地說，由於主持Discovery頻道的《越野千里》節目，深覺我的口語英文實在不夠用，於是從二○一七年一月開始，我找了一位英文家教上英文課。剛開始上課時，我心中毫無負擔地跟英文家教用英文聊天，沒想到半年之後，有個需要全程用英文與受訪者與國外工作團隊溝通的工作找上我。
騰訊新聞的朋友說：節目預計從二○一八年春季開拍。我心想：還有大半年可以做準備嘛，儘管知道這工作並不容易，但我樂觀地認為「一定沒問題！」便欣然接下這項工作邀約……沒想到隨著開拍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給自己的壓力也一天比一天沉重，甚至焦慮到快要爆炸！
還記得，當合作拍板定案後，製作單位要我先選一、兩個主題做開拍前的準備。
我的首選是安樂死，這是由於爺爺過世之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思考關於生死的問題。
當我去正視安樂死這主題時，是否能印證我這些時間的思考與學習有所成長？我到底走到何種境界與階段了？心中抱著期待與想望，知道機不可失，因此我毫不猶豫便先選了「死亡醫生」這個主題。
那麼第二個主題呢？除了前面提到的死亡醫生、美國民兵，或是捕鯨船與鬥牛士，其實當時還有一個選項叫做：墮胎船。由於我對性平議題很有興趣，加上我的英文家教剛好也很關注這類議題，於是我選了墮胎船為第二個主題，不過，後來這主題由於某些敏感因素而被排除掉了。
開拍前的準備有哪些？除了閱讀大量從網路上搜集來的新聞、個人背景等資料，受訪者所有的影片、書籍、身邊的相關人物，甚至是所有相同主題的影片，不管有沒有中文或英文字幕……一個都不能落下。我得做足功課，才能與製作單位討論採訪對象與主題的取捨……
準備再準備
……當我接到騰訊的主持邀請時，我心中很清楚：這個機會，在我生命中可能只會出現一次！我不能讓它溜走。這個節目，有可能成為我事業的代表作，我必須要完成它。我也知道，當我完成它時，我必定能脫胎換骨，人生再邁開更大一步。
更別說有人願意出資讓我思考我有興趣的議題，能與國外的優秀製作團隊合作，還能與每個議題相關的頂尖人士以及最有爭議的人面對面……種種誘因讓我知道：無論未來有多辛苦，都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難道當時我心中沒有一絲害怕？當然有。但我告訴自己：害怕不足以成為擋在我面前的石頭。絕對不可以。
我想要跨出這一步，無懼地往前走。
除了前面提到出發前需要大量閱覽資料、做足功課，對我來說，最擔心的就是「英文能力」。
出發前半年那段準備期，由於不停消化外文資料，腦袋不停進行Q&A的沙盤推演，大腦幾乎整天都在高速運轉，使得我的睡眠品質很差，有時連作夢都在說英文。
每個議題都是專業範疇，有許多專有名詞需要學習，除了要會讀它們，還得要用得正確，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考驗，比方說安樂死「Euthanasia」、永生「Immortality」……這些字，我反覆唸了千百次記住它們，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而在受訪對象一個個確認之後，我發現自己必須一坐下來，就要能跟一個陌生人聊他這輩子最傷痛、或是他已經研究了一輩子的事，這是另外一個困難點。
例如安樂死這個議題，幾乎每個受訪者的心中都有很深的傷，而我必須在沒有時間寒暄、互相熟悉的情況下，在短短一、兩個小時中切入受訪者的內心，這對我、對受訪者來說都是很大的壓力。
全程英文採訪的壓力
除此之外，還有口音這個關卡。
受訪者來自不同地區，澳洲、英國、愛爾蘭、美國東西岸、美墨邊境、英屬澤西島……更有受訪者是戴著呼吸器說英文、口音含糊不清的！再加上一起工作的英國團隊，導演是來自紐約的倫敦人，兩位攝影師中一位是有維京血統的北歐人、一位是敘利亞人，收音師是義大利人，整個工作團隊儼然是個小型聯合國。
製作單位投入了這麼多資源，我絕對不能搞砸，更不想丟亞洲人的臉，可想而知我想把英文說好的壓力有多大了。
這時我得要感謝老天爺給了我一個禮物：我的英文老師Joy。
當時我已與她上了半年多的課。Joy是多明尼加裔美國人，十多歲時從多明尼加共和國搬到美國亞歷桑那州鳳凰城讀高中與大學，二十多歲便來台灣工作，直到如今。
身為移民的她，對於生死、移民以及女性議題也十分有興趣，與我志趣相投。當她知道我接的新工作要討論這些主題，二話不說地願意助我一臂之力，更為我補充許多視野與背景（如美國非法移民與永生議題），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我真是太幸運了！
我與英文老師會先分頭看由紀錄片工作人員收集來的資料，再找時間一起腦力激盪。
當我們見面時，會以英文聊天的方式各自表達讀了資料後帶給自己的衝擊。我可能得用十句話來陳述一件事，但老師用兩句話就能充分說明，由此我便能得知用哪些英文字詞來表達會更恰當。
而討論的最後，我與老師會決定應該要問哪些問題：一個大問題之下圍繞著哪些小問題？問題的先後順序？要從個人經歷開始問還是從議題開始問？從哪個角度切入問題？……與英文老師這番沙盤推演，對於我日後的正式訪談，幫助極大。
出發前，我到底是誰？
離出發拍攝日二○一八年四月一天天逼近。
三月，我特地飛去北京與騰訊的團隊開會，臨出發前，北京、倫敦以及台北的我，三方再一起開了長達三、四小時的視訊會議。
此時一個個新的問題在我心中浮現：我在這個團隊中的定位是什麼？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記者還是主持人？是一名觀察者？一個好奇的民眾？我到底是誰？……
出發前，這些疑問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答。
以往在工作時，我總是會看著自己的表現，而這次，我意識到了另一雙看著我的眼睛：工作團隊對我的評價。
在不能丟臉、時刻意識到他人眼光的壓力下，我踏上這趟未先磨合的旅程，飛往阿姆斯特丹。
我決定帶著未知出發，不預設答案。
出發前，我也告訴自己：不要用個人的價值觀去評判別人的人生。
而這趟旅程的終末，原本也不該預設只能有一個解答。
(本文摘自《一期一會的生命禮物：那些讓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國境旅程》，大田出版，曾寶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