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時期我重回學校念研究所，每週兩天的上課時間得以暫時抽離醫院的忙碌。不過身為醫師，常常是不管何時何處，無論現實裡或是精神上，只要病人有需要，我們就會馬上趕回醫院處理。
有天早上正在上課時，手機傳來震動。一開始被我忽略，但是震動個沒停，我不得不在上課中滑開外傷科群組：有一名車禍傷者被送到我們醫院，到院時已沒了呼吸和心跳，雖然經外傷科努力搶救後暫時恢復生命跡象，但仍然非常不穩定，隨時可能需要再急救。
同事感傷地寫道，患者才三十歲，妻子帶小孩趕到急診室，見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經過急救變得面目全非，三、四歲的孩子驚恐地後退，大哭了起來。
看著螢幕，我一下失了神。
下午三點上課前，傳來他轉入加護病房的消息，看來似乎好轉了些，讓人鬆一口氣。
沒想到六點快下課時，加護病房的主治醫師突然通知：
「患者的血壓又在掉，看起來是骨盆腔骨折的地方又出血。我們可能需要先直接在加護病房把腹膜前腔打開，塞進紗布加壓止血，先止住一部分的血，等血管攝影室有空檔再讓他去做確切的栓塞止血。有沒有人能來幫忙？」
看到重點訊息「有沒有人能來幫忙？」我立刻回「我可以」，一下課就抓了背包奔往連通醫院的空橋，不顧往來的人們側目。
在加護病房開這種緊急手術還是第一次，早該下班的白班護理人員不敢輕忽，主動留下來幫忙。過了一會兒，原本休假的兩位醫師也從家裡趕來，其中一個是主任。
手術過程中，一向寧靜的加護病房難得充滿此起彼落的呼喊聲，如此的紛擾只有一個目標──讓病人活下來，能夠再次擁抱在門外守候的妻兒。
最後把患者塞滿紗布的肚皮縫起來時，住院醫師大喊：「老師，血管攝影室說他們準備好了，我們可以把病人送過去！」
晚上九點，我們好幾個人擠在血管攝影室盯著螢幕，準備一有空檔就衝進去輸血和打藥，維持患者的生命徵象，好讓放射科醫師專心地找到出血點。
不知過了多久，護理長問我：「唐唐，你有帶手機在身上嗎？」
「有啊。怎麼了？」
「可以借我嗎？我得打電話給我先生，本來跟他說今天會早點回家，他現在應該等得很著急。」
「好喔。」我遞出手機。
護理長走到角落，一面掩嘴對手機柔聲說著什麼，眼睛仍直直盯著攝影室的情況。見門開了，放射科醫師走出來，她匆匆說：「就這樣囉，我要繼續忙了，孩子就拜託你了。」一下子回復戰備狀態。
晚上十點半，終於找到出血點。可是血明明止住了，患者的血壓和生命徵象卻僅短暫穩定，接著又變差。我們把所有可以做但還沒做的治療都想過一輪後，結論是只能試試裝葉克膜了。
小跑著推病床回加護病房，值班的心臟外科阿哲醫師不久也趕到，說：「我已經請心臟外科加護病房把葉克膜推過來，體外循環師趙趙也在趕來的路上。唐唐，等一下東西來，我們先準備好，趙趙一來就可以立刻接上葉克膜。」
從沒想過離開心臟外科好幾年的我竟要再站上第一助手的位置。我努力搜尋著記憶，手忙腳亂地將要用的器具全都撈出來。
幸好趙趙及時趕到，一頭溼髮的她像一陣風似的衝進來，邊設定葉克膜，邊念阿哲學長：「都你啦！我才下班沒一個小時，正在洗澡就接到電話，又衝出來了。還好路上人不多，我連闖了九個紅燈，如果收到罰單給你付喔！」
儘管嘴上不饒人，但她的手迅速動作著，讓我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放葉克膜。
然而即使放上葉克膜，患者的情況還是很不樂觀。住院醫師和我憂心忡忡地盯著他的生命徵象看，猶豫著該不該留下來看顧。
主任走過來，輕拍我們的肩膀說：「都回家吧，已經十二點了。你們不是都沒值班嗎？明天還要上班呢。我們都盡力了，剩下的只能靠他自己了。」
隔天早上，主治醫師告訴我，患者還是走了。
前一天我們為他做的一切，原來只是徒勞嗎？從到院前努力急救至到院後，從外傷科到加護病房、放射科再到心臟外科……大家所做的努力好像都白費了。
主治醫師看出我的難過，說：「你知道今天早上他的妻子要帶他回家時，對我們說什麼嗎？
她說：『醫生，謝謝你們的努力，謝謝你們替我和孩子多留了他一點時間，讓我們有時間接受他要離開……也讓我有勇氣為他簽下ＤＮＲ，在這個時刻帶他走，沒有讓他受太多、太久的痛苦。謝謝你們。』」
我鼻頭泛起一陣酸。原來一切不是徒勞。原來我們是為還活著的人，爭取了一些時間接受事實。
雖然台灣推行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意書〉已經很多年，然而在向家屬解釋時，我們最擔心的就是被誤會成醫護不想救病人。
但其實，身為醫護的我們一直以來所學、所執行的都是「救人」，若非病情所需，我們不會輕易與家屬討論這件事。因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並不是放棄治療，而是希望讓病人在努力之後，不至於太痛苦地離去。
沒有一個醫師希望患者的狀況在自己的手上惡化。但如果到了那不得已的時刻，我們希望每一位病人都能好好地走，每一位家屬都能好好地接受。
(本文摘自《昏迷指數三分：社會破洞、善終思索、醫療暴力……外傷重症椎心的救命現場》，寶瓶文化出版，唐貞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