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過度認同」的影響
失敗的痛苦，有時讓人感到自己一文不值。我們生活在「犯錯文化」太不發達的國家，往往將「我失敗了」和「我是失敗者」混為一談，把計畫失敗視為自己的失敗。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從生命歷程的角度思考，人生是從過去至未來的延續，而失敗只是其中的一段過程。我們反而把失敗看得太過絕對，當成自身的本質，彷彿它定義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也就是說，我們還不是及格的存在主義者。
若以爵士樂大師邁爾士．戴維斯的比喻來說，就像是把音樂停在「錯誤的音符」上循環播放，沒給它機會找到正確位置，讓樂聲迴盪在整首歌中，彷彿在最糟糕的時刻讓時間靜止了。
佛洛伊德警示道，要小心「過度認同」的影響，不管認同的對象是母親或父親，是權威，還是個人的失敗。
長久地過度認同父親或母親，毋寧是逃避成長，使心理狀態停滯、退行。一個孩子建立自我的過程，就是經常改變自己認同的形象，透過這種「遊戲」學會說「我」，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
認同自己的失敗則是貶低自我，讓自己屈服於羞恥感和屈辱感。
所有的「過度認同」都會致命，都是一種偏執。然而，生命是變動的。顯然我們只關注失敗，卻忘了哲人赫拉克利特的真理之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為了感到好受些，不妨重新定義失敗：這並非個人的失敗，而是計畫與環境之間的一次「錯失」。當然，你必須找出其中的原因：也許是走在時代的前端，也可能是計畫有缺陷。
失敗確實是「我們的」，卻不是「自我」的失敗。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接受它，但不必認同它。
失敗開啟了接近自我的路
要定義什麼是「自我」的核心並不容易。在失敗的混亂中，有時讓人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了。失敗會傷人，因為它打破了一個人的身分外殼，破壞其社會形象，否定了自我認知，讓我們認不出自己。就像曾經創下漂亮業績的企業執行長宣布公司破產，或是一向票房領先的導演，最新作品卻一週內就下片，因而頓失依歸。
但這反而可能是個好消息。有時唯有經歷失敗，才使人認清社會身分的侷限有多大，束縛了我們，使我們遠離了更深層、更複雜的自我。
因此為了克服失敗，必須重新對「自我」下定義：這個「自我」，不再是固定不變的核心，而是具有多元的主體性，始終在變動。
當犯錯被視為罪過
失敗之所以深深傷人，是因為在西方傳統中，主要的哲學家皆認為這是一種「罪過」。笛卡兒和康德都沒有以失敗為主題的著作，但他們筆下提及了「失誤成因」與「犯錯的原因」。
笛卡兒認為人擁有兩種重要能力，就是「有限的理智」和「無限的意志」。雖然理智很容易觸及極限，但他斷言意志不受限。
根據笛卡兒的說法，犯錯就是意志逾越了理智的界限。例如一個人在晚宴上豪飲後，不管他說了什麼，都超出自己所知道的範圍，他犯了錯，因為他沒有正確地運用意志。
笛卡兒寫下了這句話：「我們知道，錯誤取決於我們的意志。」這實在太讓人有罪惡感了。
康德認為人如果不聽從理性，行為將失序。他堅稱這種能力足以區分善惡。
康德在人的理性中，看見了道德的源起。道德要求並不複雜，可總結為：「始終以這種方式行事，即你的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法則。」
換句話說，如果想知道某項意圖是好或壞，只需要問：若所有人都採用同一套行為標準，人類會變成什麼樣子？例如，假如遵循「永遠與報復的天性拉鋸」，那人們可以共同生活嗎？答案是可以的，而且我們能活得很好，因此這項行為準則符合道德。誰都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即未能遵循道德行事時，我們得擔起全責。
根據笛卡兒的說法，犯錯是誤用了意志，而康德說犯錯是因為人的理性有弱點。無論哪種觀點都令人內疚，因為每次犯錯都是我們的首要能力──身為人的本質受挫了，因此，錯誤或過失顯得不可原諒，在笛卡兒和康德看來，就是身為人的失敗。
其實早在西元前六世紀，道家的老子就說過：「失敗為成功之母。」但我們遠未領會其智慧。
（本文摘自《慶祝我們的失敗》寶瓶文化出版，夏爾‧佩潘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