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年近90歲了，患有巴金森氏症、中風、失智症，反反覆覆都因為譫妄症（Delirium）而入院。照護爺爺的家屬都很辛苦，因為人在譫妄的時候，除了會大吼大叫，還會拳打腳踢。
這次，爺爺是因為昏睡兩天而送醫。透過腦部電腦斷層檢查，診斷出大範圍的腦出血，在緊急插管後，便被轉診到我們的醫院。其實，在外院急診的時候，爺爺的瞳孔對光已無反應，這表示腦部的生命中樞「腦幹」的功能已經受損。
在神經外科醫師和家屬說明之後，由於評估手術助益並不大，再加上爺爺年紀很大了、又有多重慢性病，所以家屬決定不手術。
加護病房值班住院醫師也和家屬討論了DNR（Do Not Resuscitate），即「不施予心肺復甦術」，指在病人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不施予心肺復甦術（CPR），包括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為，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讓病人短暫延長生命卻承受急救的痛苦。
即使值班住院醫師一定會很盡責與仔細和家屬說明並討論DNR的決定，我在查房時，依然會再次逐一地和每一位家屬確認過他們的想法：
『是否對病人的病況有充分的了解？』
『家屬間對DNR的想法是否有共識？』
『是否清楚知道DNR的意思？』......
這是因為之前就曾經遇過家屬簽了DNR，並不是他們希望「最後階段」不要急救，而是他們始終以為自己的家人沒有這麼危急、一定會好起來，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會需要」走到急救這一步。這樣的認知落差是很危險的，一定要好好溝通、再三確認，才能避免醫病間的誤會，甚至衍伸出更大的問題。
「醫師，我爸爸人明明都好好的，怎麼會腦出血呢？」在我確認過爺爺的兩位子女對DNR的想法以後，他的女兒這樣問我。有些醫師聽到家屬這樣的問題，心裡大概會覺得有點不舒服吧，可能還會想「最好人好好的，會需要住到加護病房」。有時候，還會被觸怒。我當然知道家屬是沒有惡意的。
『腦出血就是會這麼突然，可以前一刻是好好的、還在和你講話，下一刻就突然倒下。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報導，不是嗎？有些人，還比你們爸爸年輕很多呢！』語畢，我看到兩位子女都點點頭。
『爸爸的情況是誰發現的？』我所說的，他們都是知道的，只是情感上還無法接受爸爸已經腦出血這件事，才會想要問。這時，只要心平氣和地再陳述一次，不必覺得被冒犯。其實，我有看到他們是需要被協助的，就想再多談一些。
「是我發現的。我爸有失智症，經常會譫妄，這個月因為譫妄的次數變多，就安排他住院治療。他每次打完鎮靜的藥物，就會停止躁動，接著大概會睡上一天。但這個星期以來，他幾乎每天都躁動，而且這次很不一樣，打了鎮靜的藥物之後，竟然睡了整整兩天。我一直跟醫生說，我爸不對勁，他們才幫我爸照腦部斷層掃描。我爸是不是已經出血一個星期，只是醫師沒有發現？」
我知道，家屬真正想問的是「醫師有沒有延誤治療」。更重要的是，他正在怪罪自己「為什麼沒有早一點發現」：如果我可以再早一點發現異狀，爸爸就不會變這樣了。
『我覺得不是。這個腦出血是急性的，就是會來得這麼措手不及，和這個星期的譫妄沒有關係。腦出血一般不會有什麼前兆，也無法預防。所以不要去想，如果早知道爸爸就不會出血。我跟你說，還是會的。』
他聽著我這樣說，眼眶裡打轉的淚水差一點就要流下來。
他就要有人跟他說，爸爸會這樣，並不是他的失責。
『而且啊，我覺得你做的很好，警覺度很高，有發現爸爸反應跟平常不太一樣，醫師也及時幫爸爸做了斷層掃描。再晚幾個小時，應該就來不及了。目前病情雖然很不樂觀，但至少我們有爭取到一些時間，可以好好跟爸爸說說話，想一想爸爸還想見什麼人、還有什麼心願或放不下的事。』
兄妹倆點點頭，經過我的提示，他們似乎開始轉念了：從即將失去親人的悲傷情緒中，轉換成要替爸爸多做一點事、多完成一些心願。
『你們家有什麼習俗嗎？有沒有宗教信仰？』
「我是拿香的。」
『那可以求個符，或符水也可以，都拿過來、交代護理師怎麼做，我們都會盡量配合。沒關係的，我知道那是大家的一番心意。』我話才講到一半。
「但我爸是信天主教的。」
『喔，那你們再討論看看，請教友一起來禱告也可以。』
「陳醫師，那我可以把這個放在我爸爸的床頭嗎？」兒子當下就把包包上的佛祖牌拆了下來。
『家人都同意嗎？如果都同意，當然可以，沒問題。」對於家屬和病人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醫護人員要格外小心。
到了隔天查房時間。
「孫子們昨晚都來看過爺爺了。」
『那個佛祖牌還在嗎？其他家人有沒有說什麼啊？』
「還在啊！而且還和聖母擺在一起呢！」
『真的喔？太好了！』
當天下午，爺爺就安詳的走了。
我想，爺爺看到佛祖和聖母能夠和平共處，一起送他走最後一程，應該會感到很欣慰。再看到他的子女能夠釋懷、轉念、放下，應該會更欣慰。無論什麼宗教、什麼信仰，都會是我的夥伴。我的信仰則是「救病人，也要救家屬」—即使病人已經無法救治，家屬仍需要好好的活下去。
ICU x I see U 金句
即使病人無法救治，家屬仍要好好活下去。我能做的是，引導他們把悲傷情緒，轉換成替家人完成多一點心願的動力。
(本文摘自《ICU重症醫療現場2：用生命拚的生命》，原水出版，陳志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