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後,聚餐場合有人用天真表情問我為什麼不找另一半!「妳很正常啊到底怎麼了?」讓我很尷尬

中年後,聚餐場合有人用天真表情問我為什麼不找另一半!「妳很正常啊到底怎麼了?」讓我很尷尬

長期以來,所有制度與產業都把結婚、組建家庭視為完全成年的唯一方式,並且賦予這件事絕對的價值,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很難想像出新的生活方式。或許也正因如此,若有人不遵循這條單一路徑,往往就會被認定為有某些缺陷或原因。

剛開始寫這本書時,一位二十多歲的不婚女性對我說的話似乎就是出於這樣的猜測。她說她對於「獨自生活」到老感到好奇,如果能將其出版成書那就太好了。

 

「我從來沒想過,中年以上的不婚女性會主動選擇不婚。」

 

我被她的這番話嚇到,問她為何會這樣想。她表示自己的猜想是,中年女性應該是因為能力很強而獨自生活,或是別無選擇。可能是為了成功而埋頭苦幹,靠努力收穫的財力與社會地位而不婚,或是因為某種缺陷而獨自生活。

 

社會上對於婚姻或家庭關係的疑問過於直接,所以我也時常被問為什麼會獨自生活。某天一位在工作上認識的人,在我都還沒回答前他就自問自答地說:「因為是潑辣女(不知道為何會有這種奇怪的說法)所以才跟工作結婚了啊。」當記者時在聚餐場合中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找另一半,並用天真的表情問:「不是啊,妳很正常啊,到底是怎麼了?」真的讓我很尷尬。

 

說什麼跟工作結婚?好貧乏的想像啊......記得以前在某小說家的作品中看過一個說法:若讓人一看就知道身分是警察還是記者,這種人是生活過得不好的人。我也這麼想,我確實喜歡工作,也的確一直都過著過勞的生活,但卻從未想過工作就是我的全部,除了工作以外什麼都不重要的人生,這種生活光想像就很可怕。

 

為何獨自生活呢?不知不覺間就變成這個樣子了。我的情況是,我對婚姻不再抱有浪漫的期待,談了幾次戀愛也沒有朝著再度進入婚姻制度的方向發展。我至少有能力自理,也知道我絕對需要獨自生活的時間與空間。雖然也有時候會內心動搖並產生危機意識,懷疑是否能這樣生活,但這不足以改變生活的優先順序。雖然我也知道有外界的憂慮和非難,有時甚至是敵意的目光,但對我來說這樣的生活很自然。

 

而我遇到的Aging Solo也跟我差不多,大多數的人都表示「不知不覺間」就成為不婚族了。這不代表我們是漫不經心,活著活著就成了這個樣子,而是不婚並非是一種賭上人生的重大決定或悲壯選擇,是在自身價值觀和生活的背景下,自然而然產生的結果。

 

雖然各自不婚的理由都不一樣,但若要選出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對生活與結婚的看法是相似的。他們認為結婚並非必須,而是一種選擇。我不認為必須有個法律上的伴侶,有些人即便有交往中的對象也選擇獨居;有些人覺得雖然有交往對象很好但沒有也沒關係;甚至有些人根本對此毫無興趣,或是會在其他關係上滿足自己對伴侶關係的期待。以前有很多情況是,因為不想讓自己活得跟媽媽一樣而決定不婚,但最後卻不得不結,然而現在的經濟與社會條件改變,這件事對於選擇不結婚的影響也很大。

 

 

優先為自己做選擇

 

邊在公司上班邊寫博士論文的鄭秀京(정수경,四十五歲)表示:「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先投資我的人生,所以我決定獨自生活。」

 

「我和我周遭獨自生活的朋友都不是信念堅定的不婚主義者。雖不是刻意不婚,但認識對象時會實際地考慮。如果選擇兩人一起生活,我的人生會變得更好嗎?如果可能性不大,就不會選擇結婚。因為我把重心放在邊工作邊學習的生活上,結婚就被排除在優先順序外了。積累足夠的資本,讓自己有安全感是我人生的首要條件。」

 

南智媛解釋:「我不曾煩惱過是否要以婚姻的形式過活,只是因為我有很多想做的事,這讓我很容易就能做出選擇。」根據她所說,父母應該很早就了解她的個性,所以並不會為了叫她結婚而纏著她。

 

「我是獨生女,父親偶爾會提出很有禪意的問題。記得十一歲時,父親問我婚姻是什麼,我回答說:『親戚會變兩倍多。』幾年後,當我被問到願望是什麼時,我回答:『擁有自己的房間。』經過幾次這樣的問答,他就了解了我的個性,父親直到去世時都不擔心我的不婚狀況。有一次父親說起已故的消費者聯盟名譽會長鄭光謨(정광모)的故事,父親在活動中偶然遇到他時說道:『我年近四十的女兒想做的事情很多,但就是完全沒有結婚的念頭。』鄭光謨回答:『獨自生活也不錯。』在父親眼裡,那位厲害的人都這樣說,看來不婚的生活應該也不錯。」

 

而自由作家吳熙珍(오희진,五十二歲)和我一樣,離婚後不想回到婚姻制度中,因此選擇了獨自生活。

 

「滿三十歲離婚後,我獨自生活了二十多年。婚姻生活我已經歷過一次,對此已經沒有好奇心,我了解到人與人間的忠誠與奉獻跟制度的束縛無關。對我而言,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並維持這個空間是最重要的。即便遇到好對象,我也不想二十四小時共處同一個空間,而是想分開生活,只要周末一起過就好。」

 

Aging Solo並不認為結婚與否是影響自身認同感的重要因素。在公家機關上班的金智賢(김지현,五十二歲)表示:「每次思考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我都會考慮自己的工作、想要什麼、喜歡什麼人等,但婚姻問題並不包含在其中。」對於自己的不婚狀態她表示:「這是環境與性格綜合作用的結果。」

 

「職場上的會計單位是以年為單位,我就配合這樣的單位生活著,沒有制定過人生的長期計畫。二十九歲那年我媽媽生病了,身為大女兒的我,強烈感到自己應該扮演『媽媽的媽媽』。急於叫女兒結婚的母親生病了,我自然就離結婚的機會更遠了。父親也只會說:『希望妳能當上部門經理。』而不是說:『希望妳能結婚。』年紀過了所謂的適婚年齡我也沒什麼感覺。妹妹對結婚這件事感到焦急,她把結婚放在所有事情的前面,但我覺得不結婚也沒關係。也許是因為結婚給我一種畫上句點的感覺,所以我才會想避開吧。總之,應該能這麼說,我有點恐婚,沒有積極努力、沒有來自家人的壓力,而我所處的環境也不適合把結婚這件事放在首位。」

 

「環境與性格的綜合作用」以多種形式呈現,在研究機關工作的崔惠媛(최혜원,五十二歲)說:「我小時候覺得沒結婚的女老師們很孤僻,不想成為那樣的人,我以前是想早點結婚的人。」

 

「本來想在三十多歲時和交往多年的對象結婚,然而在雙方父母見面的過程中發生了爭執,兩邊家庭爭論不休,都吵著表示自己吃虧了。我發現結婚要做出很多妥協,而我無法承受。」

 

然而,她之所以繼續不婚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同儕們的影響。

 

「一九九○年代後期,我一直和用電腦撥接網路認識的朋友一起玩,而我們之間最大的共鳴是『這輩子完蛋了』。其實這句話有點誇張了。大家都在安穩的環境下長大,上大學時的九○年代初期,社會氛圍開放,而我們正是受惠者。後來發生IMF外匯危機後,韓國成為資產積累至上的社會。這些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變化感到不滿,但也沒有強烈抵抗,而是抱持著『我就是不想幹』的態度。雖然能認清現實,卻沒有改善的想法,在生活態度和與他人的關係上有著不隨波逐流的共同點。這些朋友中有許多人是單身者,我就這樣和他們一起混,二○○六年進了研究所,非主流生活的研究非常適合我,然後我就這樣不婚了。」

 

對父權制度下的婚姻反感

 

即使不婚並非是一個悲壯的決定,只是個人的選擇,但這種選擇也不會憑空出現。如果沒有父權式的性別歧視、沒有為結婚生育所付出的機會成本或成本很低,那麼就算是想過屬於自己的生活,也不會有那麼多人排斥婚姻。

 

主動選擇不婚的Aging Solo們也表示,與其說她們偏好「獨活」,不如說她們是不想接受父權社會中婚姻制度對女性的壓迫和不平等。

 

公務員金多任(김다임,四十六歲)從大學開始,就常常和周遭朋友談論不婚的話題。

 

「二十多歲時,我曾和學姊、朋友們共組不婚共同體的聚會。關於女性在家庭中的生活,我有很多的憤怒。從小就經常聽到要我照顧弟弟、去洗碗之類的話,不管年輕與否,女性負責照顧是理所當然的事,對此我非常反感。結婚的話更是如此,對未來生活的模樣我已經能看得一清二楚了,我不喜歡這樣,也沒有自信承受。婚姻不是個人對個人的關係,而是要成為一個連婆家家人都要照顧到的角色,這點讓我壓力很大。」

 

很早就下定決心不結婚的她在三十多歲時,不得不與強迫她結婚的父母「打了一仗」。

 

「因為結婚問題,當時沒有一天能安寧,每天都在吵吵鬧鬧。某年爸爸生日,媽媽在飯前禱告時突然哭著說:『請讓我的女兒一切順利。』幾天後爸爸投稿到廣播節目的家庭故事被選中,他要我去聽聽。出於好奇我就去聽了,爸爸提到了我,他說:『謝謝妳不久前回家還幫我修電腦。』然後突然說:『只要妳結婚,一切都會......』開始說一些我想快轉掉的話,真的很讓人無言(笑)。總之情勢發展到頂峰,我也過了四十歲,父母的憤怒雖然減少了,但偶爾也是會爆發,他們會對我說:『聽說最近不都晚婚嗎?妳也可以做得到。』」

 

鄭世妍表示,自己長期在國外生活的期間「對韓國社會的性別歧視與父權

 

制更加憤怒」,因此選擇了不婚。

 

「很小的時候,只是覺得傳統婚姻中女性的地位有點奇怪,卻對此不太感興趣。直到去了美國,我才清楚地了解我在韓國經歷的辛苦,原來是出於性別歧視。在另一個社會生活過以後,我切身感受到韓國的性別歧視與女性地位低下並非理所當然。美國當然也有歧視,但態度有點不同,因為他們不會提到女性的角色是要一直照顧男人。因此,我下定決心不踏入婚姻的制度中,並直截了當地告訴父母。後來回到韓國父母再提結婚的事,我說:『如果在這個年紀結婚,就不可避免要當看護了。我不喜歡,我要自己賺自己花。』」

 

姜美羅表示:「雖然我不覺得不婚比結婚優越,但我從來就沒想過要結婚。」

 

「雖然談了很多戀愛,但我從沒想過要結婚。曾經有個男人說要和我結婚,還要一起去留學,和他交往時我也沒選擇那條路。現在想想,可能是因為家裡的情況吧。我的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困難,家中也有身心障礙人士。我覺得結婚是資本與家庭間的結合,是一種契約。看到周遭結婚的人,也會懷疑是不是這樣。即便我自己的學歷或工作可以拿來當條件,我也不想讓我的原生家庭有機會受人評價,就是不想在合約上吃虧的意思。因此,我選擇了能以自由意志生活的型態。」

 

從未考慮踏入婚姻

 

也有些人完全對婚姻不感興趣,她們覺得婚姻既不是選項,也不需要為婚姻制度感到憤怒。奇怪的是,她們都是一九七○年代出生的人。

 

宋美英說:「我不是選擇不婚,而是沒選擇結婚。」

 

「大家都說結婚是基本,而不婚才是選擇,但不應該是倒過來嗎?要做某件事才是選擇吧。我不是選擇不婚,而是從小到大壓根就沒想過要結婚,就一直維持這個狀態罷了。在人稱適婚年齡的年紀時,我辭職並重新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後來考進藥學院。那段經歷可能也對我有所影響,同齡人結婚時我也沒想過『我是否該結婚了』。」

 

她從來沒想過自己不婚的生活,是暫時性狀態還是過渡期。

 

「朋友在買好東西時總是會猶豫地想『結婚後要再買新的』、『只會用一陣子而已』等,但是我覺得要買就要買最好的。三十歲出頭我開始獨自生活,買了一個大冰箱,周遭的人勸我:『一個人生活怎麼會需要那麼大的冰箱?買小的然後以後再換大的吧。』反正買了我就會用很久,於是就買了大冰箱用到現在,因為我不覺得不婚是暫時的生活型態。」

 

當被問到選擇不婚的理由,朴真英搖頭說道:「與其說選擇不婚,不如說我從未為結婚努力過。」

 

「我的朋友們十個人就活出十種完全不同的樣子,有像我這樣沒結婚的人、婚後沒生小孩的人、離婚後有孩子的人、領養孩子的人、和年紀小很多的男性同居的人,還有同性情侶等。因此,大家的生活過得不一樣也是很自然的,大家都各自隨心所欲地生活,並不覺得不婚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自由接案的活動企畫李珠元(이주원,四十八歲),也是幾乎從未考慮結婚的Aging Solo。

 

「歲數到三字頭中段考慮回鄉發展時,我有點害怕自己一人回去,覺得自己也許需要個安全網,所以一度『功能性地』想過結婚的事。但當我放棄回鄉後,這種心情也消失了。我認為生活型態能不斷改變,可以獨居、可以同居、可以和朋友一起住,也可以幾個人聚在一起組一個共同體。生活就是如此有彈性,在我眼裡,把人分成已婚的人和不結婚的人來看是很奇怪的,這種分法似乎還是把不婚當作不完整的狀態。」

 

隨時代改變的不婚樣貌

 

和Aging Solo聊天時發現,很多人有出國旅行、語言進修、留學等獨自在國外居住的經歷。

 

首爾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恩淑(지은숙)博士是研究不婚的學者,她表示:「當我在研究日本與韓國的不婚者時,發現有很多人曾在國外生活過。而韓國方面,受到一九八九年的國外旅行自由化影響很大。」

 

「討論全球化對女性生活帶來的變化時,人們似乎經常覺得只有身為照顧者的移工受到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單看移動的人口,『在地』男性雖然會覺得既得利益被剝奪,但女性卻會想像自己即將擁有新機會。認知和想像某個空間的心像地理,並不局限於她們目前居住的位置,當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時,她們能夠在地圖上想像自己的存在。如果認為生活是開放的,就不需要在當前的位置積累資源和定居,而是可以去別的地方生活。反正都是貧窮,那麼到別的地方貧窮的過也許更好。這種想法為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寬慰。即便脫離主流生活,生活也不會結束,雖然離開這裡去非主流的地方生活會讓人感到害怕,但也能想像出新的可能性。而且,這樣的例子還不少呢。」

 

《第一代不婚者的誕生》(비혼세대의탄생)作者洪在熙(홍재희)也在書中表示,包括她自己在內的第一代不婚者是,「一九七○年以後出生,在一九九○年代接受大學教育並度過二十幾歲人生的世代女性,經歷學歷通膨現象、國外旅行、語言進修等洗禮,是全身性接受個人主義到來的自由主義第一代」。在外匯危機的直接打擊下,經濟上的不安把婚姻的穩定性都奪走了,因此出現許多新女性,「對於婚姻在女性的人生中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必要這點,她們開始抱持懷疑態度,並開始想像制度外的生活」。

 

相反地,最近二十到三十多歲女性對不婚的看法似乎與這一代人截然不同。不久前,某位朋友跟我說:「我那讀大學的女兒表示她是不婚主義者,和我們小時候說『我不結婚,我要自由』的氣氛不太一樣。」

 

「我問女兒為什麼不婚,她長嘆一口氣說:『因為妳是我媽我才原諒妳喔,妳不能問這種問題。』實在很尷尬。之後我們還有機會再談這件事,女兒表示#MeToo事件、網路性犯罪、厭女現象和政治圈的性別分裂情況等影響很大。聽說在我女兒的系上,男女之間幾乎都不說話。」

 

在不婚論調上,世代間的差異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池恩淑博士在研究中分析了韓國對不婚討論的趨勢,根據她的研究顯示,第一代不婚者在「一九七○年代後出生,在民主化運動中培養出批判性社會意識,與父權體制和以所有權為中心的社會保持距離,過著群體導向的生活,主要在生活政治和福利政治領域以自身經驗為基礎創造新的議題」。

 

二○一五年以後,「經過#MeToo運動、江南站殺女事件等,網路上出現了以二十到三十多歲女性為中心的新女權主義潮流」,其中也開始「把不婚視為打擊男性與父權體制的政治行動手段」。隨著這種由第二代不婚者所主導的趨勢出現,我們也迎來了不婚大眾化的時代。

 

二十到三十多歲女性與本書探討的Agin Solo世代截然不同,很難以我狹隘的觀點來判斷,當這些女性年齡漸長,韓國社會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然而能肯定的是,不選擇結婚制度而獨自生活的人,他們的增加趨勢是無法逆轉的。

 

無論是把不婚當作政治觀點的人,還是因選擇適合自身生活方式而偶然成為不婚者的人,他們選擇不婚的基礎背後有共同的價值觀—他們認為不會因為制度上和他人的人生綁在一起,而讓自己過得更幸福。隨著在都市獨居變得更容易、從各種網絡建立人際關係的方式變得更發達,比起僵化的結婚制度,選擇只為自己而活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不婚的獨居人口增加是全球性的現象,不只在美國、歐洲,在亞洲、南美、中東、非洲等地的獨居人口也在增加。

 

研究單身的以色列社會學家伊利亞金・奇斯列夫(Elyakim Kislev)在《單身年代: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簡單,卻不會孤單》(Happy Singlehood: The Rising Acceptance and Celebration of SoloLiving)中提到:「當今社會裡,單身型態是許多國家最快速成長的人口型態。」他也說明了他的預測結果:「二○三○年左右,全世界的單身比例將達到二○%。」由於婚姻文化受女性人權提高、預期壽命延長、高等教育擴大、都市化等因素影響,然而這些社會變遷因素並不會倒退。

 

撰寫《獨居時代:一個人住,因為我可以》(Goingsolo:TheExtraordinaryRise andSurprisingAppealofLivingAlone)的美國社會學家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指出:「人類集體生活已達二十萬年,然而大量人口挑戰獨自生活的時間卻只有五、六十年而已。」他表示居住在獨居人口激增的社會裡,了解這個現象代表什麼是很重要的工作。

 

獨居人口增加的趨勢,幾乎影響了所有社會群體與個人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是否充分理解這個趨勢呢?還是我們被規範家庭的生硬框架、對獨自生活的陳舊觀念蒙蔽了雙眼,無法直接面對現實,只把它視為一種「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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