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台灣的天氣不知道是因為抽筋還是犯了什麼別的毛病，冷熱乾溼都沒法說個準，太陽本來還高高掛在那兒，一會兒卻又下起大雨。
羅大佑用力地咳嗽，像要把什麼東西，從咽喉裡挖出來那樣使勁咳。
巡迴演唱會還在繼續，2019年6月他更要登上台北小巨蛋。但整整一個禮拜，羅大佑都被那該死的感冒搞得很不舒服，以至於連走路的步伐，看上去都沒那麼硬朗了。
漂泊37年、搬家19次，脫下招牌墨鏡歸根台灣
畢竟羅大佑已經不是三十七年前那個滿頭捲髮、身穿黑衣、臉上掛著墨鏡的憤怒歌手了。當年遠走他鄉，在紐約、香港、北京等地搬過十九次家，四處遷徙漂泊的那個「離家的年輕人」，如今也早已回到台灣故鄉定居，成為了人夫和幼女的老爸。
就像《光陰的故事》那句出名的歌詞：「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無論怎麼說，他的身體、心境都不同了，羅大佑變了，包括變老，變圓滑，終究是不能像從前那樣稜角分明了。
「我女兒不受影響，她才活了幾年而已，小孩子的適應力比較強 ，可以適應這種天氣。」羅大佑咳完之後友善地微笑道。
其實他也不是真有什麼病容，只是看起來很人性、也有了年紀。
羅大佑的樣子還是像張動態的肖像畫，隨著說話而張弛的下巴，就像懸崖一樣險陡，下唇從雙頰兩側向下拉出了決絕的線條，滿嗓子沉啞枯峭的聲線，更逼著人們不得不憶起專屬於羅大佑的威嚴。
80年代的黑色旋風，醫師歌手變身華語樂壇「革命家」
上世紀八○年代，他就是用這種深沉孤傲的聲音，唱出整個時代的困境與抑鬱。那時候，羅大佑被看作一股「黑色旋風」，頂著醫師光環，他就如同一把剖開歷史的手術刀，銳利滄桑，一刀劃破了蒼白的華語歌壇。從一九八二年的《之乎者也》到八三年的《未來的主人翁》，羅大佑聲名大噪。
於是他被戴上了冠冕。有人說，羅大佑是個名副其實的「英雄」，是音樂圈的「切．格瓦拉」、是台灣的「巴布．迪倫」，他們還說羅大佑是個「革命家」⋯⋯是個革命家？
「我是一個革命家？天啊！我覺得那是一個矛盾。」他連忙否認這些堂皇卻空洞的稱號。
羅大佑自己比誰都清楚，什麼「革命家」之類的稱號，根本就是被趕鴨子上架的身分標籤。聲名這種東西，來易來，去難去，好的壞的都摻和在一塊。但事實上，他從前就是個徬徨好奇的青年，現在也仍是個還在矛盾的老音樂家。
眼前的羅大佑情緒顯得格外冷靜了，他只是苦笑著說：「面對矛盾，我自己都找不到答案，活著就是一種矛盾，出生以來就得準備面對死亡。」與其把自己稱作「革命家」，羅大佑覺得「我就是一個逃兵，我常常這麼說，我就是逃兵！」
「英雄這種東西，或是當你被拱上某種位置，當什麼抗議歌手的位置之類的。突然之間我好像要承擔所有人的期望。其實很多話是媒體講出來，那時候沒什麼管道，大家希望你去坐那個位置，你坐了才知道自己四不像。」
「台灣是個矛盾的地方，我感覺到那種『很大的牆』在我前面。」無論是社會上的期待，或是時間及歌迷的壓力，都讓黑色墨鏡後頭的他無法承受。「那個東西是生命無法突破的點。生命要活得很慘烈，你出來的作品才會比較好？」羅大佑又乾咳了幾聲，這話像是自問自答，他沒有給答案。
當年羅大佑逃往了美國，又去到了香港、中國，離家三十多年，在各個地方、各種制度下參與了歷史，可能自個兒也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
在香港，他一方面寫歌賺錢，「用純音樂證明自己，不是人家講的抗議歌手。我做音樂也可以生活，不需要靠抗議。」另一方面，他也寫出了像《愛人同志》、《京城夜》那些歌，展現出時代的高度、對話的勇氣。
羅大佑曾在演唱會上剪掉自己的美國護照，寫歌直白地臭罵過李登輝、陳水扁，更曾想在北京定居下來，最後歸去來兮，還是回到了台灣。
有時，他像過去那個激情的創作者，有時，他又像個務實的商人。羅大佑這輩子都在世界的各地，尋覓著人文與國族認同的重量，又被矛盾的現實給牽扯著。
《愛人同志》裡有句歌詞：「怎麼分也分不清左右，還向前看。」左、右，還是「錢」呢？大中華還是台灣？人生在世，答案好像本來就是矛盾的，就像他客家人的父親、福佬人的母親，在醫院認識，兩人說的是日語。「他們一九四三年結婚，就是這樣的故事 。」
有些事情矛盾，然後有些事情可能一直在，「風景跟風雨、白天與黑夜，這個島還在，這些人還繼續生存。很多很多事情變化，包括八二三砲戰、林宅血案；台美斷交；蔣經國之死、文革；包括黨外時期、泉漳械鬥、閩客械鬥，那些東西都還在。」歷史在，人卻會變，所以人不好談歷史。
他感覺到，所有對立、混亂、妥協和矛盾之中，可能存在著一條延續的脈絡，但那玩意兒很難說清。
不預設立場 在歌曲中辯證，他用溫柔的力量抗爭
羅大佑向服務生點了杯熱咖啡與新鮮的果汁，一苦一甜擺在桌上，苦的用來提振精神，甜的為了顧好健康，兩杯飲料像是他的內在，有某種正反合的辯證關係。
「不給答案，可能比較幸福。」他說：「人性答案往往是非邏輯性的，更非化學性的。」
他挺著那張性格的臉又淡淡地說：「就像台灣文化很多元，歌仔戲、《天涯歌女》、《綠島小夜曲》、西洋流行歌曲，這些東西讓我對政治的想法很綜合，先天上我自己不建構一個制度，我們應該是吸收各種制度，慢慢綜合制度，最後像是打果汁，把它融合在一起。」
羅大佑不否認自己曾經也想追尋真理，「以前我比較絕對。」但他現在已經66歲了，這輩子經歷太多事、站過太多立場、說過太多宣言，更面臨了一次又一次自我的矛盾。現在他只認為：「人愈活愈久，會發現活著不只是為了自己，旁邊還有很多人，他們的存在也是很重要。假如我要有個答案，尋求答案不是終極目標，活得好一點，才是一個終極目標 。」
「我們那個時代抗爭太厲害，六○年代、七○年代，越戰、文革，多少饑荒死掉沒人管，後來才出現搖滾樂，要用最大聲音讓大家聽見，但這個時代已經不用這樣，可以回過頭，用更溫柔的方式面對觀眾。 」
他在Legacy辦了好幾場「周三俱樂部」的小型演唱會，每一場他都請了新世代的樂團暖場。其中一場，他們請了樂團甜約翰獻唱暖場，甜約翰的樂風迷幻帶電，像是耽溺在華美的青春氤氳裡頭，很現代，也有一點寂寞。
換羅大佑上場了，他不插電，唱起了《鄉愁四韻》，《長江水》、《海棠紅》、《雪花白》、《蠟梅香》，那是詩人余光中寫的詩。很有感染力，他嘶啞的喉音，就像時間本身一樣流動了起來。
我們聊著聊著，他想起了他的外祖母。兒時的夏天午後，外祖母的收音機裡常響起女人悲傷的唱腔，她睡著了，手裡的紙扇子卻總是輕輕悄悄地晃著。「老人家就有一些動作很固定，就像生命有種節奏循環、作息，很輕、很淡，但感覺得到存在，是一個生命的東西。」
羅大佑說：「答案愈來愈遠了。」但音樂卻可能成為了真正能代表他生命的東西，歌詞、旋律和時間通通相互咬合著，不需要答案。
童年到初老 怒火化為安定，創作家的「遺書」是妥協也是包容
在羅大佑還小的時候，住在隔壁的鄰居大哥，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了一把空氣槍，槍桿子是黑色的，上頭反射出冷酷並且威嚴的暗光。
附近的小蘿蔔頭們，全都垂涎著那把槍，誰要能端起它，再射下一兩隻麻雀，那是八面威風的壯舉了，當年這可是這一帶最時髦的行徑。
羅大佑年紀小、輩分低，當然沒什麼拿槍的份，不過因為一場小小的意外，讓他參與了這場嘉年華會。有一次，鄰居大哥不小心誤觸扳機，開槍射中了一個黑皮膚的小鼻涕鬼，因此攪出一陣動亂，羅大佑趁亂拿到了那把空氣槍。
它是把大傢伙，很沉，他用木製的槍托抵住下巴，凝神盯住晃著腦袋的小麻雀，三點一線，瞄準出一條彈道，接著扣下扳機，然後嘩啦地，鳥兒就墜到了地上。
等到他趕到麻雀旁的時候，地上小小生靈早已將眼睛閉上，爪子縮了起來，翅膀不再撲動，腹部緩緩地滲出一絲血跡。
他記得，當年有個也住附近的女孩子，自此之後，再也沒有正眼瞧過他。直到現在，羅大佑都不知道人們為什麼要槍殺麻雀，不過他想過，可能是因為麻雀會飛，人不會，就像他寫下的：「也許我們沒有翅膀。」
長大以後，羅大佑在大學時期花了五年寫出《童年》那首膾炙人口的歌曲，但他沒把這段故事寫進歌裡。他反倒是把故事寫進一本一九八八年出版、以《遺書》為名的雜文集裡頭了。
遺書都寫過了，昨日已逝，現在他不再端槍瞄準誰了，他應該早知道人類是沒翅膀的。所以他不再憤怒、不再是封閉社會裡頭的洪水猛獸，也不再是批判世界的天地良心。回到自己舒適的窩，寧願和家人、和音樂及歌迷待在一塊兒，就是把日子過好。
拍照時，我們請羅大佑擺好姿勢，我問他：「大佑哥，那你現在願意再戴上那副黑墨鏡嗎？」他微微笑說：「舞台如果需要我再戴墨鏡，可以啊，現在沒有那麼堅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