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我的第三本書《 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 》正式出版了，工作排程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忙碌巔峰，除了原先的私人助理之外，我還聘請了一位經理人協助處理工作的相關事宜。這段時間，我的生活就在手機行事曆上，即使需要私人的一小時時間也必須先提前預約；說起來有點瘋狂，因為連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們約好的局，只要行事曆上沒有就不算。
這一年最特別的事情是，簽書會的上半場起點是從海外開始，從東邊的馬來西亞一路飛到香港，再接著回到台灣；之後的下半場再繼續回到海外，從新加坡開始，一路飛到西邊的馬來西亞，為期大半年的宣傳期，一直到跨年當天，我也是在簽書會中度過。這中間還不包括各地的其他宣傳活動，偶爾我在飯店睜開眼的那一刻，會需要先看一眼行事曆上的地點，確定自己身處的方位。
當時的我，確實就這樣忙碌的活在手機行事曆上。
簽書會期間我需要全神貫注，無時無刻都在使用大量的腎上腺素，過程中不能有絲毫的閃神，因為我需要很認真的與讀者朋友見每一次面，回答每個活動主持人的各種問題，並且要能在每場講座談論新的話題。
其中香港的簽書會行程，出版社非常貼心的替我多安排了兩天的時間，讓我能稍微放鬆休息，我也趁著這個機會和幾位住在這的台灣朋友碰面。正當我終於能在那最忙碌的日子裡享受偷閒的時光時，也意外的迎接了一場幾乎快摧毀心中所有防備的風暴。
離開香港的前一天，好友帶著我們一群人到淺水灣吃下午茶，正值盛夏的季節，眼前的大海和沙灘幾乎瞬間就能療癒一切。三五好友能在一起吃美味的垃圾食物、閒聊流水帳般的日常八卦，對當時的我來說，堪稱簡單又幸福的時光；正當我還沉浸在這當下之餘，手機一連跳出了好幾則通知，餘光看見螢幕上出現了大量的Instagram留言通知。
「咦？我今天還沒有發文，怎麼會突然有這麼多留言？」我好奇的想著，心裡卻突然產生了一股不安感。
趁大家忙著聊天，我若無其事的拿起手機查看，一則又一則嘲笑和謾罵的訊息蜂擁而上，我快速關掉螢幕，把手機塞進褲子口袋。我知道大概又是酸民在網路上開版討論，但過去僅只在版上討論，從來沒有這樣大量的網友出動來我版上留言的經驗，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打住了正在思考的聲音，嘗試回到餐桌上的話題，可聽覺像是被一道隱形的耳罩蓋了起來，你仔細看著身邊朋友正在說話的嘴型，腦袋卻跟不上任何外界聲音的頻率，腎上腺素再次飆升，強迫把自己拉回到能故作鎮定的狀態。
接近黃昏時，朋友說要去沙灘上喝啤酒看夕陽，準備離開前，我打了通視訊電話回家，也沒特別想說什麼，大概就是想看看他們的臉，我媽把鏡頭轉向躺在床上無法自理的父親，一如往常的，我在鏡頭的另外一端逗著他笑，沒有太多的對話，因為生病的關係，他也不太能說話了，可看著他的笑容，是當時自己唯一的依靠。我知道，那是我最一開始出發的原因，也是支撐著我堅持走到現在的力量。
那天我和朋友坐在沙灘上，淺水灣的夕陽似乎很美，大海和沙灘好像被彩霞裹 上了一層迷人的粉紫色，正值盛夏的美麗季節，可我什麼都看不見。
才準備開始忙碌的日子，像是被一道閃電擊中，我沒有和任何人說，但我知道，心裡有個東西，幾乎要碎裂了。
這段時間，收到了許多朋友的訊息，而我表現得就像是一個毫髮無傷的 Peter Su，用各種看似不在意的語氣回覆著大家的關心。從香港回來的隔天，我就收到了媒體的採訪邀約，並附上了相關的新聞和討論版的連結，為了了解來龍去脈，我決定一口氣將它看完。
騙你的，我看到一半就關了。
我試著用僅存的幽默感去看待網路上滿坑滿谷的揶揄和謾罵，各種失控的羞辱字眼，攻擊著你的想法、智商、長相、性向、氣質，甚至是關於我的家庭故事，訊息裡夾雜著各種事實與非事實的造謠。
漸漸的，在我出現的各種地方，他們似乎怕我看不見他們對我的討厭，主動的丟出各種攻擊性的字眼，粉絲團私訊和我發布的每篇貼文，甚至是和品牌合作的貼文底下， 隨時都能看見那些人的身影，我活像是個罪人似的，被拚了命的往死裡打。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不斷的問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做錯了什麼？所以會得到這樣的對待，可是那些他們稱之為廢話的文字，確實曾經指引著我人生的方向，陪著我走過各種布滿荊棘的道路。面對那些聲音，我以為自己夠堅強，能雲淡風輕的看待一切。但我錯了，人終究是不喜歡被討厭的，我只是比較擅長隱藏，好笑的是，那些我曾深信不疑的哲理字句，全都成了空洞無力的廢文。
當時新書的宣傳期才剛開始，日子根本來不及給我時間悲傷，我採取了不聽、不看的策略來繼續接下來的工作。所以大概有三年的時間，我幾乎不太看任何發文底下的留言，也不再從網路上隨意搜尋跟自己有關的消息；那段時間，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任何人，怎麼面對讀者朋友、怎麼面對採訪媒體，更多的是怎麼面對那些網民。
「專注做好自己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任何回應都不是他們想要的，因為他們也沒有打算要聽，討厭你的人討厭你的全部，包括你的存在。」那時候我 總是這樣對自己說。
事件延燒了一個月後，我幾乎暫停了後面大部分的工作，在那個最為忙碌的時期。不是為了要讓自己看起來更可憐，而是我知道，我必須暫時離開這個泥淖，我想要給自己一個重新相信自己的機會。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收到了行腳節目主持人的邀請，我知道那是我當時唯一的出路，我想要離開這個地方，去世界的另外一端看看，活在那裡的人，他們的喜怒哀樂，是不是真的和自己的有所不同。
不同領域的工作模式幾乎打破我原先習慣的節奏，重新歸零、開始學習，我將自己全心投入在每一次的旅行中。在世界的另一端，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人會帶著偏見與我交談，我可以只是我自己，一個為自己所愛而活著的人類。我們可以就這樣單純的唱著歌喝著酒，分享各自的人生觀；也許因為不同而產生了差異，也正因為差異，我們學會了包容，並試著去擁抱那些不同，因為每一個人都和你一樣，值得被愛。
我在雅浦島上遇過一位當地人，在談論他們如何延續生活文化的過程中， 他只和我說了一個字，至今一直影響著我—”Believer“
我想起了自己，要的並不是逃離現場，而是重新找回那份信念，因為信念，生活才能如此延續。
你仔細去看，受過傷的人往往用過度武裝的模樣來包裝自己，不想讓人看到心底受傷破洞的一面，所以在眼淚流下來之前，只能裝作若無其事的笑著。
(本文摘自《我也曾想過，殺了過去的自己。：做自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是日創意文化出版，Peter Su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