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周小姐收到一封來自新北市社會局的「繳費單」，要求她去繳交父親緊急安置在照護機構裡的開銷。在她三歲前，父母便已離異，多年來她僅斷斷續續接到父親的消息。最後一次是五、六年前，醫院通知她父親進了急診又自行離院，此後父親便杳無音訊。再過來，便是見到「繳費單」的那一刻，她才知道這個陌生的血親，如今在照護機構裡。
拿到「繳費單」的前一年，周小姐的丈夫出了車禍，家裡經濟陷入困頓，「後來我們申請到低收入戶證明。」社會局的「繳費單」讓她有些苦惱：家裡經濟拮据又有兩個孩子要養，每一筆支出都得斤斤計較，現在突然又多了一筆要替毫不熟悉的父親繳交的安置費用。
老人緊急安置費 意外掀起不幸家庭的舊疤痕
周小姐的父親，因為在街頭昏倒，而被通報戶籍所在地的社政單位。根據《老人福利法》四十一條，老人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危難時，地方主管機關得依職權予以適當短期保護及安置。
地方政府在接獲通報老人需要緊急安置後，首先會先代墊安置款項，接著請戶政單位查詢老人家是否有子女，再依照子女的戶籍地址發送通知，請他們領回長輩。
新北市社會局老人福利科股長石育華解釋，子女若一段時間沒有來將老人家領回，地方政府便會發送「處分書」，請子女來繳交這中間衍生的安置和醫療費用。「如果一直沒有來繳錢，就會走到『強制執行』那一步，直接扣抵子女部分薪資或財產。」
社政單位觀察，實務上會被通報請地方政府協助安置的老人，多數都是獨居或遊民，長年與家人失去聯繫，「這幾年，因為少子化加上高齡人口增加，通報的狀況只會愈來愈多。有時還會接到來自海基會的通報，有些長輩早年到中國發展，後來潦倒，就會透過海基會、海協會送回戶籍地，由地方政府安置。」石育華說道。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但那不幸，卻得因為這筆代墊的安置費用再度被掀起。「有時候我們通知家屬繳費，家屬會氣急敗壞地說：『我小時候他根本沒養我，現在要我幫他出照護機構的錢？』」石育華面露無奈。
想免除扶養義務 親子非得透過對簿公堂
子女不願扶養之下，若要讓當事人能夠得到政府給予的福利補助，首先得排除當事人的義務扶養人，才能有資格申請低收入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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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身分：《社會救助法》在計算家戶人口時，會將一代的卑親屬（子女）都納入計算，只有免除扶養後才能排除計算。排除扶養人口後，老人家才有可能符合低收入戶門檻，獲得政府的福利資源。
「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們很難判斷家庭裡到底發生什麼事，或許孩子小時候真的被不當對待、被家暴或性侵。現在要他出錢，他也難免有怨。」石育華說，這種情況下，為了要排除扶養人，第一線的社工通常會建議家屬透過民事訴訟來免除扶養義務。周小姐熟識的社工同樣也建議她透過訴訟「免除扶養」，解除作為法定扶養義務人的身分。
非得對簿公堂，對彼此都是傷。「常常我們看到法庭上，子女對著老人家痛罵『他就是匪類啦！現在這樣也是現世報！』另一邊老人家則是淚流滿面，心裡也會很矛盾⋯⋯。」新北市社會局社會工作科股長楊祥鈺無奈道。
「老人九十幾歲、小孩也六十好幾，雙方四十多年沒見，卻為了安置費用上法庭，這像話嗎？」長期關心此議題的吳玉琴立法委員便曾建議，是否在進入司法訴訟前，先經由調解等手段，讓家屬預先協調如何負擔費用，而不要一步便走上法庭。
彼時，周小姐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協助提起訴訟，法庭上老父親也坦承早年並未盡到扶養周小姐的責任，一審周小姐勝訴後，老父未再上訴，免除扶養義務的官司安然落幕。不過，即使免除扶養義務，但判決確定前的安置費用仍舊要由周小姐負擔，「叫我去繳錢時，我滿錯愕的，原來即使免除扶養義務，之前的欠款還是要繳。」而且即使周小姐本身是低收入戶，這筆款項依舊不能減免。
「這是我們法律上的矛盾之處。」協助周小姐進行訴訟的律師朱芳君解釋，《民法》裡對於扶養義務是「有限度」的，得依照扶養人能力來評估；但《老人福利法》四十一條所衍生的安置費用，「由於債權是在政府身上，因此不是『扶養』，而是欠政府錢。那行政機關就要追討，否則會被審計單位盯上。」而地方政府能做的，頂多就是根據當事人的經濟能力，酌情給予分期或是暫緩催繳，但這筆債務並不會消失。
朱芳君說，周小姐的案例已屬幸運，因為周小姐很快便向法扶求助，官司也在一審就了結，「有些案子若一直上訴，三審定讞可以拖兩、三年，那積欠的安置費用可以到幾百萬元。」
而官司期間，若老人突然過世或需要醫療，對委託安置的機構來說更是兩難的局面。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榮譽理事長賴添福無奈地說：「重大醫療要簽同意，問題是誰要來簽？老人若不幸過世，我們也不能擅自處理，只能租冰櫃先冰著，等訴訟告一段落再說。」這些問題都讓承接的機構有莫大壓力。
「本人」非義務扶養人 當事人毋需自行償還安置費
另一個法條上的矛盾點，在於《老人福利法》四十一條中規定，追償對象僅限於「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有扶養義務者」，前者指的是「子女」，後者則是照護機構等。「也就是說，如果老人本身有福利身分，享有一些政府補助，卻不需要自己支付積欠政府的代墊安置費。」朱芳君說道。
在周小姐的案例上，免除扶養義務後，她的父親因此申請到低收入戶身分，「後來他有拿到一些政府補助，所以他說他自己去繳交之前積欠的費用就好。」不過像周小姐這樣還算圓滿結束的案例，卻是少之又少，多數個案是對簿公堂後，關係撕裂更深，當事人也不願協助支付積欠的安置費。
《老人福利法》四十一條所衍生出的訴訟，凸顯的是過去將扶養義務與血緣綁在一起的思惟，當碰上家庭關係改變、老年人口逐年上升，和少子化、青年貧窮等現況時，照顧人口一直縮減，過去以「家庭或血緣」為主體的照顧體系，終將難以維繫。
根據法扶統計，扶養訴訟案件量已從二○一三年的一千八百件，暴增到去年三千一百件，遠高於離婚案件一千九百件。而第一線的社工與律師皆明顯感覺，老齡化社會來臨後，這樣的問題只會持續擴大下去。
當以「血親」為軸心的照顧體系走向崩解，政府勢必 得開始正視問題，承擔起更多老人長期照護的責任。
欲納配偶為求償對象 將讓離婚官司暴增 凸顯困境
雖然目前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已召開幾次專家會議，打算修改《老人福利法》四十一條，將「本人與配偶」也納為安置費用求償對象，企圖解決一部分問題。不過，第一線的社工對這樣的修法方向並不看好，石育華苦笑：「多納一個配偶作為求償對象，不是讓這局面更亂嗎？而且可能還讓離婚官司暴增。」
關注長照照顧者議題的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也直言，二○二五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將占二五％，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將讓以家庭為主的照顧體系瓦解，「修法還把配偶納進去，那不是在走回頭路，繼續要求無力承擔照顧責任的家庭擔起這個角色嗎？」她也強調，如今已是得思考轉向由政府承擔起更多照顧責任的分水嶺。
老人緊急安置衍生出的訴訟議題，反映了最弱勢的一群人，因著人口與家庭結構劇變，而在殘缺的照顧網絡下面臨的困境。這困境同時也提醒著政府，已到了國家必須思考，究竟要擔負起多少照顧責任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