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泌尿科名醫、前臺北市副市長 邱文祥
醫師不只診病、救人 還有病人們的心
奇美醫院的患者主要都是南部民眾，他們純樸、善良、率真，心裡有什麼話都會直接說出來，毫不掩飾。
很多病人都來自貧困的家庭，他們因為生病感到很無助，認為醫師是唯一可以拯救他們的人，把醫師看得很崇高。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高齡的婦人，據說從小就要做粗活養家，因此有一雙歷經風霜的手，比最粗的砂紙還要粗糙。
為了讓她安心，我握著她的手跟她說：「阿桑，不會有事，妳嘜煩惱啊！」她一臉不勝惶恐的說：「醫生大人啊，我是下人啊，你對我這呢好，我會歹勢⋯⋯」遇到這樣讓人「心疼」的病人，怎麼不會想為她多做一點呢？
還有一位八歲小男孩，到了求學的年紀卻沒有上學，平日幫家裡放牛，可能是因為常常在野外小便，手也沒洗，結果發生罕見的陰囊壞死性會陰筋膜炎，可能要切掉睪丸。孩子的人生還很長，我當然要全力挽救。
他來醫院時，我問他：「你怎麼不去上學？」他說：「我家很窮，沒辦法念書。」於是我請同仁把家裡不用的童書拿來給這位小病人看，結果送來了一堆書。他看得既認真又起勁，遇到看不懂的字就問人。
後來他告訴我，因為我幫了他和其他病人很多忙，他想感謝我，「我以後要變成像你一樣的人，當個好醫生。」
至今，我仍記得他認真的眼神。
醫師不只是要救人 還要開導病人家屬面對死亡
在病房裡上演的，既有重生的喜悅，當然也有死亡的悲傷。
即使醫術再高明的醫師，也不可能救活所有的病人。因此，如何面對死亡，是醫師必須和病患、家屬一起面對的課題。
早年臺灣社會很忌諱談死亡，小孩子如果把筷子直插在飯上，因為像是在辦喪事的「腳尾飯」，一定會挨大人的罵；那時候也沒有安寧病房，一般人對於臨終前或身後事，通常就是避而不談。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91年，我在主治醫師第四年時，有一位男性病患，他是位公務員，由於已處於攝護腺癌末期，來日無多。
他太太每次見到我，總是嚎啕大哭，跪著求我救他先生一命，因為我知道自己實在幫不上什麼忙，每次要去查房時，壓力都很大。
有一天，我突然福至心靈，請他太太到病房外，問她：「陳太太，您先生是公務員，應該常有機會出差吧？」她點點頭。我再問：「他出差時，妳會哭成這樣嗎？」她說不會。我接著說：「那就對了，因為妳知道，妳一定會再跟他見面。」
於是我開導她，從古到今，不論是哪一種宗教，都說逝去之人終將於天上再見，「妳為何不當成先生出了趟遠門，雖然時間比較久，但是你們以後一定會再相見？」
第二天，我再去查房時，這位病人的太太不再哭了，她說自己已經想開了，接下來，她要好好陪伴先生走完最後一程，並相約在另一個世界重逢。
坦白說，我原本並沒有預期可以說服對方，只是很誠懇說出我心裡的想法，不過她真的聽進去，改變了心態，接受丈夫將不久於世的事實。
巧合的是，從那之後，安寧病房、臨終關懷的觀念漸漸浮上醫界檯面，代表整個社會也開始正視生死議題，離去的病人得到善終，讓喪親的家屬得到善生，而彼此也能夠善別。
醫生也能成為病人可依靠的肩膀
高中時期因為功課不錯，沒想太多就念了第三類組考上醫學院，畢業後當上醫師，一路走來愈做愈得心順手，至今我已過耳順之年，仍然在五家醫院看教學門診、做示範手術，以及擔任榮譽顧問，不但沒有倦怠感，而且還樂此不疲，真像馬偕博士說的「寧可燒盡，不願鏽壞」。
工作中很大的成就感，是來自跟病人的互動，尤其是看到那些來自基層、飽受現實磨難，卻仍然任勞任怨的病人，我總是會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幫助他們。
我始終相信，醫師是一份有使命的工作，我們不是上帝，無法逆轉生死，但是我們能夠發揮專業和善念，成為病人可以依靠的肩膀，讓他們即使在身心煎熬的黑暗中，也能看見光明，感受溫暖。
（本文摘自《我所求的是奉獻：花店囝仔到亞洲泌尿外科掌舵者邱文祥》，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