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蓮同意免疫球蛋白療法，但問了一個勇敢的問題，字字清晰，毫不含糊：「如果這條路證明無法忍受或無效，您會同意我跟安寧照護醫師討論輔助自殺嗎？」
M醫師聞言一驚，遲疑了幾秒鐘，但還是同意了瑪莉蓮的要求，並向我們推薦安寧照護科主任S醫師。幾天後，我們和S醫師見面，一位沉穩、明快、親切的女醫師，針對瑪莉蓮所用藥物的副作用，一一說明了她的部門所能提供的緩解之道。瑪莉蓮耐心聽完，最後問道：「如果不舒服到了極點，想要結束生命，康寧療護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猶疑了一下，S醫師回答說，只要有兩位醫師簽字同意，他們便會協助她結束生命。聽聞此言，瑪莉蓮看來十分平靜，同意開始做一個月的免疫球蛋白治療。
我整個人呆在當場，心神恍惚，但同時又佩服瑪莉蓮的果決無畏。我們的選項愈來愈少，如今，瑪莉蓮結束自己生命的事，我們居然就這樣敞開來談，彷彿聊家常一樣。看診離去，我茫茫然，腦筋一片空白。
那天，剩下來的時間裡，我寸步不離瑪莉蓮：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跟在她身邊，拉著她的手，生怕她走掉。七十三年前，我愛上她，今年，我們剛歡度了結婚六十五周年。愛慕一個人，如此之深，如此之久，我知道，這絕不尋常。
即便到了今日，只要她走進屋裡，我就心神一亮。她的一切，我無不愛慕──她的優雅、美麗、親切、智慧。儘管知識背景各異，我們都熱愛文學與戲劇。科學領域之外，她學問淵博。任何時候，任何有關人文的問題，我遇到不懂的地方，她幾乎都能於我有所啟迪。
我們的關係並非永遠和諧，我們有歧見，有爭執，有自以為是，但我們彼此永遠坦白誠實，永遠，永遠，把我們的關係擺在第一位。
這一輩子，我們幾乎都是一起度過，但如今，她得了多發性骨髓瘤，迫使我思考沒有她的日子。生平第一次，她的死亡不僅真實，而且近在眼前。一個沒有瑪莉蓮的世界，想起來都覺得可怕，心裡不禁掠過隨她同去的念頭。過去幾個星期，我跟幾個親近的醫師朋友談起這事。
其中一人說，他也想過，妻子若死去，他就隨之結束自己。一些朋友也想過，如果面對嚴重癡呆，那還不如一死了之。我們甚至談過方法，諸如大劑量嗎啡、某種抗憂鬱藥物、氦氣，或毒芹會﹝Hemlock Society﹞所建議的其他辦法。
在我的小說《斯賓諾薩問題》﹝The Spinoza Problem﹞中，寫到赫曼‧戈林﹝Hermann Gorings﹞在紐倫堡的最後幾日，敘述了他吞服一小瓶藏身的氰化物，躲過了絞刑劊子手的毒手。
所有納粹高層都分配有氰化物膠囊，許多人﹝希特勒、戈培爾(Goebbels)、希姆勒(Himmler)、鮑曼(Bormann)﹞都是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那已經是七十五年前的事了！現在呢？這樣的氰化物藥劑，要到哪裡才弄得到呢？
但一想到我若是自殺，對孩子們及整個朋友圈所造成的衝擊定然難以想像，我馬上就丟掉了這個念頭。還有就是我的病人。那麼多年來，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治療，我看過許多失去配偶的男男女女，我總是渾身解數，陪著他們走過悲痛欲絕的一年，有時候是兩年。
不知有多少回，眼看他們逐漸改善，重拾人生，心裡感動歡喜。我若因此就結束自己的生命，豈不是辜負了他們的──我們的──努力。我幫助他們度過了悲痛，自己面對他們的情況卻選擇逃避。不，我不能這樣。幫助病人乃是我的人生核心，是我不能也不願意背離的。
自從與那位蘇格蘭病人見面，儘管已經決定立即從治療師的崗位上退下來，但好幾個星期過去，我仍然繼續在做單次諮商，一個星期或許四、五個病人，但不再接受長期病人。對我來說，這是極大的失落：做了那麼久的治療師，這一來，生活重心頓失，我得為自己的生活找出一條路子來。
所幸我仍能寫作，此一和瑪莉蓮合作的計畫就是一劑生命的靈藥，對她如此，對我亦然。為了尋找靈感，我翻出了成堆名之為「寫作筆記」的舊檔案，其中許多構思都是過去數十年草草記下的。
檔案中，故事俯拾皆是，都是來自我與病人所做的治療。一路讀來，對於這種教導後進治療師的上好材料，越讀興致越高。我極度在乎病人的隱私，一向不用病人的真實姓名，這些檔案只有我才看得懂。但也因此，越是往下讀，我越是糊塗。這些許久以前治療過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呢？隱藏病人的身分，我做得實在有夠成功，連他們的容貌都記不起來了。
此外，我一直對自己的記憶力很有信心，更糟糕的是，在之前的書中已經用過的材料我全都沒刪掉。要是知道自己到了八十多歲重讀這些檔案時，會是個什麼都不記得了的老糊塗，我定會簡單記下：「此處用於19XX或20XX某書」。少了這樣的記載，一個頭痛的問題來了：哪些病人的故事是已經寫過的？寫在哪本書裡？我簡直快把自己給搞癱了。
毫無疑問，自己的書有些是該重讀了，那麼多年下來，根本連翻都不曾翻過。轉到專放自己著作的書架，《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亮黃的書套抓住了我的眼睛。這書算是比較晚近的作品，大約寫於十五年前，時當七十出頭。
書的主題是，在病人的生活中，死亡焦慮所佔的分量重於一般人的認知。如今，自己的人生已經快到盡頭，妻子面對致命疾病，並在思考自己結束生命，我不禁想，這書現在對自己會有多大的影響。那麼多年來，面對與死亡焦慮搏鬥的病人，我用盡一切辦法安慰他們。如今，輪到自己了。
《凝視太陽》可以幫助我嗎？我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找到出路嗎？
書的開頭有一段話吸引了我，是米蘭‧昆德拉﹝Milos Kundera﹞──我最愛的作家──説的：「死亡最可怕的不是失去未來，而是失去過去。事實上，遺忘本身便是一種不斷在生命中上演的死亡形式。」
此一說法當前就得到了印證。我越來越注意到，過去許多重要的事情正大塊大塊從我記憶中剝落，這話聽起來何等真切。在這方面，瑪莉蓮憑著她驚人的記性成了我的後盾。但她不在身邊時，記憶的坑洞可就把我弄得跌跌撞撞。
我明白，一旦她走了，我大部分的過去也將隨她而去。幾天前，她整理一些要放到史丹佛檔案館去的材料，翻到一份課程大綱，一九七三年我們在史丹佛合開的一門課：「生命與文學中的死亡」。她興致勃勃追憶著這門課，但我卻像個局外人似的，腦海裡完全沒有任何印象，記不得我們講過的課，也記不得任何學生的容貌。
所以說，沒錯，昆德拉一語中的：「遺忘本身便是一種不斷在生命中上演的死亡形式。」
想到自己的過去就此消逝，一陣悲傷湧起。好多人都不在人世了，我是唯一記得他們的人：父親、母親、姊姊，許多玩伴、朋友及許久以前的病人，如今都只存在我神經系統一閃而逝的脈衝中。獨我一人紀念他們。
在我心裡，我見父親有如生時。一個星期天上午，一如往常，我們在家裡的紅皮桌上玩棋。他是個美男子，一頭烏黑長髮，不分邊往後梳。我學他的髮式，直到進初中，母親及姊姊都反對才停止。
記憶中，下棋多數都是我贏，但即使到了今天，還不知道是不是父親故意讓我。想著想著，父親慈祥的面容浮現，不一會兒，漸漸消退隱沒。想到自己一旦死去，他也將永遠消失，不禁悲從中來。世上不再有人記得他的容貌。世事無常，念頭升起，令我顫慄。
記得有一次，跟羅洛‧梅﹝Rollo May﹞，我的治療師，談起和父親下棋的往事。羅洛‧梅說，他希望我用同樣方式紀念他，如他在世一般。他表示，多數的焦慮都是源起於害怕被人遺忘，「虛幻的焦慮會變成實質的焦慮」。換句話說，虛幻的焦慮，其為焦慮，很快就會依附到具體實在的東西上去。
讀者寄來的電郵，説讀我的書，深受感動，深受影響，令我心滿意足。但我心卻了然，一切一切──記憶云云，影響云云──都是一時的。一代過去，頂多兩代，我的書不再有人閱讀，我，也不再有人想起。當然啦，作為一堆資料，又有誰會記得我呢？若不懂得這一點，不承認存在之幻滅，便是活在自欺之中。
在《凝視太陽》中，前面有一章探討了「覺察經驗」，亦即一種對人必有一死的覺察。其中寫到狄更斯《小氣財神》中「未來聖誕精靈」拜訪史庫吉﹝Scrooge﹞的那一段，我很花了一些筆墨。精靈讓史庫吉提前看到他自己的死亡，並清楚讓他知道，對他的死亡，所有認識他的人其實都漠不關心。
活了一輩子，一貫自私、唯我的史庫吉就此覺悟，在人格上起了重大的正面變化。覺察經驗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Ivan Ilyich﹞：臨終前，伊里奇幡然醒悟，自己之所以死得如此一無是處，是因為自己一輩子活得一無是處。一旦想通了，縱使只剩下最後一口氣，重大的改變水到渠成。
在我的許多病人身上，我見證過這種生命經驗的影響，但卻不確定自己是否體驗過這種重大的覺悟。就算有，也已經不復記憶了。基於我的醫療訓練，記憶裡，沒有病人死於我的治療。我自己，或我任何要好的朋友，也不曾瀕臨過死亡。縱使如此，我卻常常想到死亡，自己的死亡，並相信自己的這種關懷是普世皆然的。
一九五七年，決定以心理治療做為自己的終身工作，並開始在約翰‧霍普金斯擔任住院醫師。剛接觸到精神分析思想時，就感到失望及困惑，對它忽略與死亡相關的深度問題尤其如此。
住院醫師的第一年，羅洛‧梅的新書《存在》﹝Existence﹞問世，為我開啟了一扇窗戶。我一頭栽入，把全書讀了個透，這才明白，許多存在哲學家的作品與自己的所學高度相關。
最後，我告訴自己，非得要從頭學哲學不可，到了住院醫師的第二年，便在大學部發奮修了一年的西方哲學，每周三個晚上，到醫院及宿舍對面的巴爾的摩大學部上課。哲學胃口從此大開，大量閱讀了這方面的書籍。數年後，到了史丹佛，又修了好幾門哲學課，並與兩位我最欣賞的老師達格芬‧法羅斯達爾﹝Dagfinn Follesdal﹞及范‧哈維﹝Van Harvey﹞結成好友，至今時相往返。
治療師的第一年，從病人那邊我就注意到了覺察經驗。在《凝視死亡》中，我寫到我的一個長期病人，治療期間，丈夫去世。之後不久，她決定搬離原來養大孩子們的大房子，住到一間兩房的小公寓去。
因此，不得不捨棄許多充滿著丈夫及孩子回憶的東西，心裡卻明白，這些東西到了陌生人手裡，其間的故事也就隨之失落。我現在的心情就和她極端相似。當時，我只能想像自己處於她的情況。我認識她死去的先生，一位史丹佛教授，她不得不拋下那麼多他們共同的生活記憶，那種痛苦我感同身受。
把面對死亡帶入心理治療，是我進入史丹佛時才開始的。當時，我開始治療罹患致命疾病的病人，由於人數極多，於是開始思考為罹患絕症的人帶領一個治療團體。
一天，一個難忘的日子，一位了不起的婦人，身罹轉移性癌症，來到我的診所，透過她與美國癌症協會的接觸，我們合作為轉移性癌症面臨死亡的病人籌組了一個治療團體，由我及幾個學生和同事帶領，持續多年。時至今日，這類團體雖然已很常見，但在一九七○年代，就我所知，這卻是第一個，是其他任何地方所無。
也就是在這個團體中，生平第一次，我毫無遮攔地面對死亡，看著我的團體成員因癌症死去，一個接著一個。
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的死亡焦慮遽增，決定再次接受治療。說巧不巧，羅洛‧梅從紐約搬來了加州，在他位於蒂伯龍﹝Tiburon﹞的家裡開設診所，距史丹佛約八分鐘車程。我跟他聯絡上，接下來兩年，我們每星期見面。他對我的幫助極大，但我不免會想，不止一次，我跟他討論死亡，對他也不無影響﹝他年長我二十二歲﹞。
治療結束，他和我，以及他太太喬紀雅﹝Georgia﹞和瑪莉蓮，結為至交。幾年過去，喬紀雅打電話來，說羅洛快不行了，要我和瑪莉蓮去他們家。我們火速趕去，與喬紀雅坐守他的床前，兩個小時後，
羅洛撒手而去。說來奇怪，回想那一夜，點點滴滴如在眼前。死亡自會抓住你的注意，將它永遠蝕刻在你的記憶裡。
繼續讀《凝視太陽》，碰到一次聚會，討論學院及大學退休同仁會餐，這種聚會往往都會提醒人的老去，當然，死亡，也免不了。這讓我想起一件事，兩個月前才發生的。
我去參加史丹佛前精神醫學系主任大衛‧漢柏格﹝David Hamburg﹞的紀念餐會。大衛在我心目中極具份量，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學術職位就是他給的，對我來說，他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導師及典範。本來以為紀念餐會上可以看到史丹佛精神醫學系的老同事及朋友，但到了那裡，一大群人中，只見到兩個早期精神醫學系的人。
兩個都上了年紀，卻都是我進史丹佛好多年後才來的。真是失望呀！滿懷著希望能夠與五十七年前和我一同進入系裡的那十幾個青壯派重聚，當時，醫學院才剛搬到帕洛奧圖﹝此前，史丹佛醫學院一直設在舊金山﹞。
紀念餐會中，四下裡尋尋覓覓，探詢老同事，終於明白，除我之外，當年的青壯派如今都已做了古人，唯我一人，千山獨行！我開始在心裡面罵他們──彼特、法蘭克、亞伯塔、貝蒂、吉葛、恩尼、兩個大衛、兩個喬治。容貌依稀，但有些名字已經淡忘。想當年，我們個個都是新進精神科醫師，年輕、瀟灑、天真，滿懷希望與抱負，全都剛展開我們的生涯。
抗拒，抗拒，抗拒的力量之強，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我忘了自己有多大年紀，忘了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全都做了古人，下一個就輪到自己。我還以為自己猶是昔日年少，非得碰到了某些無可否認的情況，才會把自己拉回到現實。
繼續讀下去，《凝視太陽》四十九頁的一段敘述抓住了我，寫的是我和一位悲傷的病人的面談，她失去一個知心朋友，害了死亡焦慮，嚴重到無法正常生活。
「死亡最讓妳害怕的是什麼？」我問。
她回答：「所有該做的事情都沒做。」
那種感覺格外重要，一直是我治療工作的核心。許多年來，我深信不疑的是，死亡焦慮與人生虛度的感覺呈正相關。換句話說，人生越是虛度，死亡的焦慮就越強烈。
死亡對人的威脅，很少有像親人逝世所帶來的那樣強烈。在《凝視太陽》的前面部分，寫到一個病人，丈夫去世數天後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度夏小屋，搖搖欲倒，我在垂著簾子門廊中，面對一隻虎視眈眈的巨獸，害怕得要命，想要安撫他，便丟給他一個身著紅格子花呢的洋娃娃，只見他一口吞下，但仍然死死地盯著我。」這夢的意義再清楚不過了。
她丈夫嚥氣時穿的是紅格子花呢睡衣，夢則是在告訴她，死神不是那麼好打發的：光是她丈夫的死還不夠，她也是巨獸的獵物。
愛妻身罹重病，極有可能先我而去，但不消多久就會輪到我。奇怪的是，我害怕的，不是自己的死，而是以後沒有了瑪莉蓮的日子。沒錯，其實我明白，研究告訴我們──其中有些是我自己的作品──悲傷是有限的，事情只要過了一年──四個季節、生辰和忌日、各個節慶、整整十二個月──悲痛就會淡化。
等到兩年過去，幾乎每個人都會再度重拾生活。這可都是我自己寫的，但我卻懷疑自己也會如此。我愛瑪莉蓮，從十五歲起，沒有她，我無法想像自己能夠完全重拾生活。我的人生充實地活過來了，自己的抱負理想都實現了。四個孩子及孫兒女全都發展平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求的。
一天夜裡做了一夢，特別令我焦慮。夢與瑪莉蓮的死有關，細節忘了，但清楚記得其中一段：他們把我葬在瑪麗蓮旁邊﹝很久以前我們就買好了兩塊相鄰的墓地﹞，但我卻對此表達強烈不滿，我要我們靠得更近些，同葬一棺之中！早上起來，把夢説給瑪莉蓮聽，她説這根本就不可能。多年前，她和我們的攝影師兒子里德，為了他們的書，走訪過全美國的墓園。就她的調查，一棺二葬，從未看過。
(本文摘自《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心靈工坊出版，歐文‧亞隆, 瑪莉蓮‧亞隆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