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殺人罪指的是，得到被害者同意後的殺人行為。刑法第二○二條對「承諾殺人罪」及「囑託殺人罪」進行規範，後者指的是受被害者委託的殺人行為。
依據刑法，可對上述罪行判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勞役或監禁，相較於最高可判處死刑的故意殺人罪而言，量刑較輕。
由於共同自殺行為並不鮮見，因此刑法第二○二條常用於對共同自殺中存活下來的一方的判決。然而，由於龍一案件的特殊性，案發後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廣泛關注，人們紛紛為之動容。而這一切都源於對該案件的審判。
據悉，案件審判當時，不僅京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就連起訴被告的檢方都對龍一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法庭對龍一做出緩刑的判決。
《每日新聞》於二○○六年四月，對該案的初審情況進行報導，「檢方詳細描述了（被告）在全心全意照顧母親的同時，逐漸力不從心，陷入走投無路境遇的過程。」「法官眼眶發紅，哽咽得說不出話，獄警也不禁流下眼淚，整個法庭陷入寂靜。」
案件自發生以來，雖已過去十年有餘，仍然以「讓法官為之落淚」、「整個法庭淚流不止」等新聞標題被人們銘記，並被翻拍成電視劇，改編成漫畫和戲劇，在網路上不斷引發討論。
京都伏見殺害失智症母親的案件，因而成為最為人所熟知的照顧殺人案件。審判紀錄及新聞資料所展現的龍一和君枝的故事，讓所有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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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曉的京都氣溫只有五度，寒冷刺骨。
二○○六年二月一日早晨六點，坐在輪椅上熟睡著的君枝睜開了眼睛，此時她與龍一正在京都市伏見區桂川河灘上的大樹下。
為與母親共同結束生命，龍一在前一天深夜帶著母親來到此處。但是龍一內心充斥著恐懼，什麼也沒做，就這樣靜坐到了天明。
早晨，龍一望著醒來的君枝說：「我已經活不下去了，就在這裡結束吧。」
君枝喃喃道：「還是，下不了手是嗎……」
隨後用異常堅定的語氣輕聲說道：「龍一，我們一起吧。你也一起吧。」
龍一哭泣著，不住向母親說著：「對不起、對不起。」
君枝耳語道：「到這兒來。」接著輕輕將自己的額頭抵在龍一的額頭上。「你是我的兒子。我很欣慰。」
母親的這句話讓龍一下定決心。坐在輪椅上的君枝無法動手，那麼只有自己了……
龍一走到輪椅後，用毛巾將母親的脖子勒住。君枝的身體不住地抽搐。於是，龍一將菜刀刺入母親脖子的左側。「真的對不起，對不起……」
龍一將背對著自己、坐在輪椅上的母親緊緊抱住，此時君枝已沒了氣息。隨後，龍一嘗試用刀刺入自己的脖子和腹部，並打算用繩子在樹上自縊，然而由於繩子沒有繫緊，並未成功。龍一漸漸喪失了意識。
上午八點左右，路人發現龍一並報警。龍一因此得救。
龍一出生於京都市內繁華的河原地區，是家中獨子，其父是京友禪名匠。京友禪是京都的傳統染色技藝，以華麗的紋樣著稱。
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昭和三十至四十年代），使用京友禪技藝染色的高級絲綢製品相當暢銷。龍一的父親收入頗豐，家庭富裕。親戚無不羨慕嫉妒。
「住的房子租金真高啊。龍一爸爸只喝昂貴的酒呢。龍一想要什麼都給他買呀。」
然而，父親只不斷告誡龍一一件事：「不能給別人添麻煩。即使自己生活拮据，也不應向別人借錢。」
為繼承父親衣缽，龍一在高中畢業後就開始給父親當助手。自那之後十五年，龍一也成為一名染色技匠，然而此時市場對和服的需求卻開始逐漸減少，一九八○年代後期，這個行業正式走向衰敗。
為謀生計，龍一也曾做過酒店保全、電器廠工人。父親於一九九五年因病去世，而當時七十多歲的君枝也漸漸發生變化。
君枝有時會邊說「老鼠會出來哦」，邊用掃帚敲打天花板，漸漸地，君枝無法獨自購物了。不久，君枝被診斷為失智症。
母子倆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一九九八年，龍一被公司裁員，無奈向親戚舉債二、三十萬日圓以維生，並以市場價一半（每月三萬日圓）的價格，租住在親戚所有的伏見區公寓內。
此後，龍一成了京都府八幡市一家廚房工廠的派遣工。而君枝的病情則逐步惡化，時常會在深夜做出異常舉動。有時只要一到半夜，君枝每三十分鐘至一小時便會起身，嘴裡嘟囔著「上廁所」，甚至還會獨自外出。
二○○五年春天，君枝無法正常睡眠的時間增加到每週三、四個晚上。漸漸地，龍一飽受長期睡眠不足之苦。然而無論多疲勞，他還是必須一早就出門工作，晚上下班後，龍一仍要繼續操持家務、照顧母親。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讓人喘不過氣來。
同年六月下旬，在龍一工作期間，君枝獨自外出迷路，被員警護送回家。
此時龍一意識到：「如果繼續放任母親獨自在家，會給他人帶來麻煩。」於是同年七月，他向派遣公司提出停職申請。接著他申請了介護保險服務，君枝被認定為「照護三級」，即具有中級照護必要。每週能夠享有五天的日間照顧服務。
原本在派遣公司工作時，龍一的月薪為十五萬日圓左右，失去這份收入後，君枝每兩個月領取一次的五萬日圓退休金成了母子倆唯一的收入來源。這樣下去的話，照護服務的自付部分也要負擔不起了。
一籌莫展之時，龍一拜訪了伏見區政府的福利辦公室，向工作人員講述自己的情況，並詢問在自己復職之前，能否領取生活援助金。然而，得到的答覆卻是否定的：「你具備勞動能力，請努力工作。」
沮喪的龍一無奈之下聯絡了照護援助專員。專員遂向有關部門瞭解情況，對方卻未說明無法給予生活援助的原因。
照護援助專員向龍一介紹了社會福利協會的貸付金制度。然而，由於該制度的實施需要提供擔保人，龍一以「不願給親戚朋友添麻煩」為由拒絕了。
君枝夜不能寐的生活仍在繼續，龍一心想，這樣即使自己復職也無法正常工作。九月，龍一正式從派遣公司離職，從十月開始的三個月時間內，龍一依靠失業保險金維生。
離職後，龍一又再次拜訪福利辦公室，表示「自己想在家對母親進行家庭照顧，能否領取生活援助金」，對方卻以目前龍一已領取失業保險金為由，再一次拒絕了龍一的請求。
為節省開支，君枝接受日間照顧服務的頻率由每週五天減少為每週兩天，照護服務的自付費用被控制在每月一萬日圓左右。與此同時，龍一前往就業辦公室，試圖尋找能夠兼顧照護的工作，卻沒能如願。
到了十二月，失業保險金的發放時限也到了，龍一無法繼續領取。此後，他便開始使用信用卡貸款，君枝的日間照顧服務也中斷了。年末的時候，龍一勉強湊出三萬日圓，支付了一個月的房租。
此時的龍一感到內心絕望，自己已無法再籌到更多的錢了，除了一死別無他法。
然而，當龍一把這個想法透露給君枝，母親卻表示：「我想活下去。」
因此，龍一堅持著過完十二月。新的一年開始了。
二○○六年一月下旬，龍一收到上個月日間照顧的帳單，共需支付三千六百日圓。龍一使用信用卡貸款的一萬日圓支付費用後，剩餘的錢加上龍一身上的現金總共只剩七千日圓左右。這樣一來連二月分的房租都付不起了。
「已經無法繼續在這個家住下去了。我只能帶著母親離開這裡去尋死。」
現在住著的房子是親戚們以便宜的價格租給自己和母親住的，龍一萬念俱灰之下，給親戚們留下了遺書。
一月三十一日早晨，和往常一樣，龍一買了麵包和果汁，和母親一起吃著早餐。那時候，龍一為了節約，自己兩天才吃一頓，而君枝每天吃兩頓麵包和果汁。
隨後，龍一想著，結束生命之前，最後再帶母親去一次充滿著家人幸福回憶的地方看看。龍一把刀和繩子裝進背包，隨後拉下電源總開關，便帶著君枝出門。母子倆出發前往河原町一帶，那裡正是龍一出生長大的地方。
龍一和君枝坐著京阪電車到了三條站。下車後，龍一推著母親的輪椅，到遊人如織的新京極街散步。途中經過了從前全家人每月會光顧一次的電影院，還經過了電影散場後，全家人曾一起吃晚飯的餐廳。
龍一與君枝興致勃勃地追述著往事，母子倆都由衷地感到高興。龍一心想，這樣的快樂能再持續一會兒就好了，如果能活下去就好了啊……此時商店街熙熙攘攘，人來人往。龍一低頭注視著母親，默默地推著輪椅，始終無法正視路人洋溢著笑容的面龐。
晚上七點左右，君枝對龍一說：「我們回家吧。」
母子倆坐上電車，回到了伏見區。下車後，為尋找自殺的地點，龍一在附近徘徊好一陣。
途中經過自家公寓，望著一片漆黑的屋子，龍一突然生出「想要回家」的念頭，然而他還是強忍住淚水，離開了公寓。
隨後，母子倆便來到桂川的河灘上。
審判時，檢方陳述了龍一的如下供述：「雖然我親手奪去媽媽的生命，但如果還有來世，我還想做媽媽的孩子。」對此，檢方甚至站在被告人的立場，向法官表示：「聽聞被告的犯案經過和作案動機，不得不令人同情。」
審理該案的男性法官在被告人提問環節提到，目前照顧殺人案件屢見不鮮，就這一現象的緣由詢問龍一的看法。對此，龍一表示：
「如果想要盡可能不給他人添麻煩努力生活下去，那麼必須捨棄一些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如果自己也已走到極限，那麼除了捨棄生命之外，就別無他法了。」
二○○六年七月，法官宣布，判處龍一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緩期三年執行（求刑為三年監禁），判決得以最終確定。
法官對緩刑判決的理由進行說明：「我們相信，被害者對被告人抱著感謝的心情，而絕非怨恨。可以推測被害人並不希望被告人被施以嚴懲，而是希望他今後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宣判後，法官對當前家庭照顧的現狀提出意見：「本次接受審判的，絕不僅是被告一人。同時還應追究我國照護制度和生活援助制度的責任。」
隨後，法官對龍一說道：「就算是為了你的母親，你也要努力，幸福地生活下去。」龍一抬手拭去臉上的淚水，答道：「謝謝您。」
媒體對該案的審判情況進行報導之後，許多人對君枝生前最後的時光及龍一的境遇表示同情。然而，審判結束後的龍一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們依舊不得而知。
相信在案發近十年後的現在，龍一能夠更加冷靜地回憶當時的情況吧。現今，因照護導致的悲劇不斷重演，與過去相比未見任何改善，就這現象，我們也想聽聽龍一作為當事人的看法。
我們的報導以照顧殺人案件為主題，實現對龍一的採訪對於取材來說是相當有必要的。相信很多人都想聽聽作為案件當事者的龍一的想法，也想進一步瞭解他在案件結束之後的生活。
現在的龍一，究竟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呢？二○一五年七月初，我們首先與當年為龍一辯護的男性律師取得聯繫。
律師這麼答覆我們：「說實話，案件結束後，我就再沒和龍一先生見過面、交談過了。」律師的工作很忙，即使是受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審判結束後，律師的職責就已完成，多數律師便不再與當事人繼續保持聯繫。
「每次接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時，我都會將採訪的主旨等內容寫在信裡寄給龍一先生，但是從未收到回覆。一年前，電視臺聯繫我，表示想對龍一先生進行採訪，於是我又寫了信向他說明情況，然而信件卻因收件人不明被郵局退回。」
律師猜測，也許龍一大約在一年前搬了家吧。他告訴我們，自己並不清楚龍一現在的住處。
這次我們試著尋找龍一的一位親屬，這位親屬的名字曾出現在案件的資料中，他目前居住在京都府內。我們設法得知他的住址，登門拜訪時，迎接我們的是一位老年男性。當告知他我們是記者時──
「關於那件事，我已經全都忘了。沒什麼可說的。」他這麼說著，作勢便要關門。
我們立刻表明此次採訪的主旨。「請問龍一先生現在住在哪裡呢？我們想要和他談一談。」老人聞言，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採訪他是不可能的。」
然後便陷入沉默。過了一會兒又說道：「龍一已經不在這個世上了。他去年就死了。生病死的。」
「龍一先生真的已經去世了嗎？」
「我現在也正在整理自己的心情，想要把那件事徹底忘記。我不想再說了。」
「案件發生後，龍一先生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龍一一直活在自責和悔恨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面對我們對龍一去世情況的詢問，老人拒絕進一步回答。一週後我們再次拜訪老人的家，得到的仍是同樣的答覆。
至此，採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據目前所知，我們已無法與龍一直接對話。並且，龍一的病情、臨終前的情況均無從得知。
為瞭解龍一生前最後的時光，我們來到龍一過去居住的，位於伏見區的公寓，對公寓周邊和龍一的熟人進行走訪。但是，沒人知道龍一的消息。
自開始對案發後龍一的生活軌跡進行調查以來，已過去十天有餘。就在那時候，我們拜訪了居住在京都市內一名與龍一相識的男子。我們告知他龍一已經去世的消息後，他沉默不語。從這位男子口中，我們得知了龍一在案件審判後所生活的住址。
(本文摘自《無人知曉的房間：長期照護下，走投無路的家人的自白 》，寶瓶文化出版， 每日新聞大阪社會部採訪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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