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早晨，我正在哈佛校園附近的餐廳吃早餐，看到一個人快步閃過窗戶，走路有點太快了。他轉身衝進早餐店，跟老闆不曉得說了什麼，老闆聽了大喊：「喔，我的天！」
我覺得不對勁，過去櫃檯買咖啡，想趁機旁聽。
老闆說：「咖啡送你，我今天不賣了！」
「發生了什麼事？」
「我朋友剛剛告訴我，兩架飛機撞進了紐約的世界貿易大樓啊！」
我跟著老闆一起跑去街對面的學生中心，那裡有個電視牆，遠遠看到一大群人在那裡圍觀，當我們靠近的時候，聽到所有的人大聲尖叫。
畫面上，原本兩棟世界貿易大樓，現在只剩一棟了。
在那個當下，我突然想起：以前的大學室友李察，就在那裡上班！
掏出手機，旁邊的人說：「試過，線路全斷了！」
我衝出學生中心，竟然直接撞見李察的弟弟，他當時還在念大學，一個一百九十公分高的壯漢，衝上來，抱著我泣不成聲。
我回到住處，看了一個多小時的新聞，才發現手上始終還握著那杯咖啡。咖啡涼了，手僵了。
事情發生後，我趕緊回到紐約，找到了一個機會，在曼哈頓臨時建立的「家庭援助中心」當義工。那是一個三千六百多坪的開放空間，有六十幾個攤位，專門協助受害者的親屬申請經濟補助，做心理輔導。
走進家庭援助中心，有個巨大的布告欄，上面貼得密密麻麻滿是家屬影印出來的海報，上面是親人的照片，寫著：失蹤（missing）。我們不能說「罹難者」，因為很多人聽到都會大喊：「他不是罹難者，他還沒有死！」
他們坐在折疊椅上，好長好長一個隊伍，我看到一名愛爾蘭籍的婦女，挺著大肚子，身邊兩個小孩繞著她轉圈圈。她先生是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消防員，大樓崩塌之後，就沒了消息。
她對我說：「那天他出門前本來要抱我一下，但前一天晚上我對他不高興，所以，我背對著他，就聽著門這麼關起來了。天哪！請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他活著回來，我發誓，我會緊緊抱住他，永遠不會讓他離開我！」
我只能握著她的手，靜靜地聽，想不出任何恰當的回應。教授警告過：面對受創者的情緒，輔導者必然會受到影響。
「你會希望對方不要受苦，但又無法承擔他們的痛苦，這時候你會變得很厭世，也可能變得很冷淡。這種『同情疲勞』會慢慢侵蝕你的意識，千萬要給自己一點喘息的空間！」
我沒有想到，同情疲勞，竟然會出現在自己的身上。每天去中心報到，聽了一個又一個故事，回家洗臉照鏡子，簡直認不出自己憔悴的樣子。那段時間，我發現自己特別愛哭。回家看到爸媽坐在那兒看電視，看到我當時還小的妹妹在做功課，我會莫名其妙地開始掉眼淚。
我以為自己瘋了！
但後來我靜下心來，細細咀嚼這個感受，探索背後的思緒。我覺得那不是疲勞，而是激動。我激動的是自己的家人安康、平安無恙。
憑什麼我那麼幸運？憑什麼別人那麼不幸？我為自己的幸運感恩，但又感到愧疚；愧疚的又是什麼呢？愧疚自己沒有好好地活過？那也不合理啊！本來每個人的命就不同，我們不需要轟轟烈烈。能夠平凡中惜福，不要想太遠，好好地過每一天，不也就夠了？
那些突然失去親人的家屬，也都這麼感嘆：「我只要能夠與他，再過個簡單的一天。」
幾天後，我接到一通電話：「嗨，我是李察。我沒事，一切都好。」
我當下罵了好多髒話，是高興地罵。原來他老兄當天上班塞車，遲到了十五分鐘，因此逃過一劫！
他說：「我以後再也不會抱怨塞車了！」
十五分鐘在一輩子算什麼？
十五分鐘可以是生離死別的差異。
這一輩子，我們可能有多少個這樣的十五分鐘？
其實很多，如果我們能夠活在當下（be present），好好地活，就是珍惜當下的每一刻。
李察現在住美國，我住台北，但是自從2001年起，我們每年都會相聚一次，連著好幾年，都是他搭二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來找我，我回紐約也一定會找他。後來他結婚了，搬去佛羅里達，我們還帶小孩在佛羅里達的環球影城碰面。
每次見面都很歡樂，也很感恩。
每個悲劇都是教訓，讓我們越發珍視在一起的時間；每個缺陷都是機會，讓我們可以用人間的愛去撫平。
每個相遇，即使擦身而過，都是緣分。
每次出門，都是離別；每次回家，都是相聚。
就因為總有一天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世界，所以我們更是要把握每一個當下、每一次相聚、每一個簡單不過的一天。
(本文摘自《天上總會有雲，但你才是天空》，三采出版，劉軒著)
